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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白先勇

若熙약희:


我个人觉得,这篇是《台北人》中有关人性寓意最深刻的一篇。不仅写了今昔对比的悲凉,关键是有了“灵”与“肉”的冲突。这个话题多见于近现代外国作家的作品,最明显的是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当然周国平在哲理散文中也有过论述。同一个主题,我觉得这篇小说阐释得最成功,毕竟故事容易打动人。
主人公王雄完全是活在过去的人,丽儿身上延续着小妹仔的“灵”,王雄死命守住;丽儿上中学以后他依然沉浸在丽儿与他玩耍的过去,以至于强烈的现实冲击了他之后,他的守护溃败了,所以有些浪荡的下女喜妹顺理成章成为了“肉”的象征。

小说依然很悲凉。再次表达对白先勇先生笔力的钦佩。





他们是在基隆附近,一个荒凉的海滩上,找到王雄的。他的尸体被潮水冲到了岩石缝中,夹在那里,始终没有漂走。舅妈叫我去认尸的时候,王雄的尸体已经让海水泡了好几天了。王雄全身都是乌青的,肚子肿起,把衣衫都撑裂了;他的头脸给鱼群叮得稀烂,红的红、黑的黑,尽是一个一个的小洞,眉毛眼睛都吃掉了。几丈外,一阵腐尸的恶臭,熏得人直要作呕。要不是他那双大得出奇的手掌,十个指头圆秃秃的,仍旧没有变形的话,我简直不能想象,躺在地上那个庞大的怪物,竟会是舅妈家的男工王雄。

王雄之死,引起了舅妈家中一阵骚动。舅妈当晚便在花园里烧了一大叠钱纸,一边烧,一边蹲在地上念念喃喃讲了一大堆安魂的话。她说像王雄那般凶死,家中难保干净。我告诉舅妈,王雄的尸首已经烂得发了臭,下女喜妹在旁边听得极恐怖地尖叫了起来,无论舅妈怎么挽留,她都不肯稍停,当场打点行李,便逃回她宜兰家中去了。只有表妹丽儿,我们瞒住了她,始终没有让她知道,因为怕她害怕。舅妈和我到王雄房中去收捡他的遗物,她对我赌咒,挨过这次教训,她一辈子再也不会雇用男工人了。

我第一次见到王雄,是两年前的一个春天里。我在金门岛上服大专兵役,刚调回台北,在联勤司令部当行政官。我家住在台中,台北的亲戚,只有舅妈一家,一报完到,我便到舅妈家去探望她们。舅舅生前是做大生意的,过世得早,只生下表妹丽儿一个人。舅舅留下了一笔很可观的产业,因此舅妈和表妹一向都过着十分富裕的生活。那时舅妈刚搬家,住在仁爱路四段,一栋三百多坪的大花园洋房里。我到舅妈家的那天,她正在客厅里打牌,心不在焉地问了我几句话,便叫我到花园里去找表妹丽儿去了。我母亲告诉过我,丽儿是舅妈含在嘴里长大的,六岁大,舅妈还要亲自喂她的奶,惯得丽儿上六年级了,连鞋带都不肯自己系。可是丽儿的模样儿却长得实在逗人疼怜,我从来没有见过哪家的孩子生得像她那样雪白浪圆的: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连鼻子嘴巴都圆得那般有趣;尤其是当她甩动着一头短发,咯咯一笑的时候,她那一份特有的女婴的憨态,最能教人动心,活像一个玉娃娃一般。然而她那一种娇纵任性的脾气,也是别家孩子少有的,半点不遂她的意,什么值钱东西,拿到了手里便是一摔,然后往地上一坐,搓着一双浑圆的腿子,哭破了喉咙也不肯稍歇,无论什么人,连舅妈在内,也扭她不过来。

舅妈家的花园十分宽敞,新植的草木花树都打点得非常整齐,中间是一块绿茸茸的朝鲜草坪,四周的花圃里却种满了清一色艳红的杜鹃花,许多株已经开始打苞了。我一进到园内,便听到丽儿一连串清脆滑溜的笑声。当我绕过那丛芭蕉树的时候,赫然看见丽儿正骑在一个大男人的身上,那个男人手脚匍匐在草坪上,学着兽行,丽儿却正跨在他的背上,她白胖的小手执着一根杜鹃花的核子,当着马鞭子一般,在空中乱挥,丽儿穿了一身大红的灯心绒裙子,两条雪白滚圆的腿子露在外面不停地踢蹬,一头的短发都甩动了,乐不可支地尖笑着。

“表哥,看我骑马嘟嘟——”丽儿发觉我时,丢掉了手上的树枝,两手朝我乱招一顿,叫道,然后她跨过那个男人的头跳了下来,跑到我跟前来。那个男人赶忙爬了起来,向我笑着嗫嚅地叫了一声:

“表少爷——”

我发觉原来他竟高大得出奇,恐怕总有六呎上,一颗偌大的头颅,头皮剃得青亮,黑头黑脸,全身都黑得乌钢一般发出了亮光来,他朝我咧着嘴,龇着一口的白牙齿,有点羞赧似的,一直搓着他那双巨掌,他的十个指头却秃得有点滑稽。他穿着一条洗得发了白的军裤,膝盖上沾满了泥草。

“表哥,”丽儿指着那个男人对我说道,“王雄说,他可以那样爬着走好几里路呢。”

“那是从前打仗的时候啊——”王雄赶忙辩道,他的口音带着浓浊的湖南土腔。

“胡说!”丽儿皱起眉头打断他的话道,“你那天明明说过:你可以让我骑着上学校去呢。”

王雄讪讪地瞅着丽儿,说不出话来,浑黑的脸上竟泛起红晕来了,好像丽儿把他和她两人之间的什么秘密泄漏了一般。

“表哥,我带你去看,王雄替我捉来了好多蝈蝈儿。”丽儿说着便跑在我前头,引着我向屋内走去,跑了几步,她好像又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停下来,转过身,向王雄伸出了她那双雪白滚圆的手臂叫道:

“王雄,来。”

王雄踌躇了一下,终于走上了前去,丽儿一把便捞住了他那粗黑的膀子,和他手牵手,径自蹦着跳着,往屋内跑去,王雄拖着他那庞大的身躯也跟着丽儿迟笨地奔跑起来。

到了晚间,舅妈打完牌,和我闲聊起来,才告诉我,原来王雄就是她新雇的男工。本来是行伍出身的,刚退了下来,人是再老实不过了,舅妈颇为赞许道,整天一声不响,就会闷着头做事,而且,看不出他那么个粗人,打理起花木来,却别有一番心思呢。舅妈说,园子里那成百株杜鹃花,一棵棵都是王雄亲手栽的。为什么要种那么些杜鹃花呢?舅妈叹了一口气解说道,还不是为了丽儿。就是因为那个小魔星喜欢杜鹃花的缘故。

“我从来也没见过,”舅妈突然笑得用手掩起了嘴来,“一个四十岁的大汉子,竟让个女娃娃牵着鼻子走,什么都依全了她。”

最后舅妈摇着头赞叹道:难得他们两个人有缘!

丽儿和王雄确实有缘。每次我舅妈家去,总看见他们两人在一块儿玩耍。每天早上,王雄踏着三轮车送丽儿去上学,下午便去接她回来。王雄把他踏的那辆三轮车经常擦得亮亮的,而且在车头上插满了一些五颜六色的绒球儿,花纸铰的凤凰儿,小风车轮子,装饰得像风辇宫车一般。每次出去接送丽儿,王雄总把自己收拾得头干脸净的,即使是大热天,也穿戴得体体面面。当丽儿从外头走进大门来时,扬起脸,甩动着她那一头短发,高傲得像个小公主一般,王雄跟在她身后,替她提着书包,挺着腰,满面严肃,像足了丽儿的护驾卫士。一回到家里,丽儿便拉着王雄到花园中嬉游去了。王雄总是想出百般的花样,来讨丽儿的欢心。有一次,我看见王雄独个儿坐在屋檐下,脚旁边地上摆着一大堆红红绿绿的玻璃珠子,他手里拈着根金线,聚精会神地串着那些珠儿。当他伸出他那双黑秃秃的巨掌,满地去捕捉那些滑溜乱滚的玻璃珠子时,显得十分的笨拙有趣。那天丽儿回家后,王雄在花园里,便替她戴满了一身玻璃珠子串成的手观儿和项链子。丽儿头上戴了两圈,两只膀子上,一边箍了五六个,她把鞋子也踢掉了,打了一双赤足,捞起了裙子,露出她雪白的腿子来,她的足踝上,也套了好几个五彩玻璃脚圈子。丽儿嘴里咿呀唔呀地唱着笑着,手里擎着两球艳红的杜鹃花,挥动着她那白胖的小膀子,在那片绿茸茸的草地上,跳起她学校里教的山地舞来。王雄也围着丽儿,连蹦带跳,不停地拍着他那双大手掌。他那张大黑脸涨得鲜红鲜红的,嘴巴咧得老大,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来。他们两个人,一大一小,一黑一白,蹦着跳着,在那片红红的花海里,载歌载舞起来。

在联勤总司令部服役那段时期,一个礼拜,总有两三天,我在舅妈家留宿,舅妈要我替丽儿补习功课,因为夏天她就要考中学了。在舅妈家出入惯了,我和王雄也渐渐混熟了,偶尔他也和我聊起他的身世来。他告诉我说,他原是湖南乡下种田的,打日本人抽壮了给抽了出来。他说他那时才十八岁,有一天挑了两担谷子上城去卖,一出村子,便让人截走了。

“我以为过几天仍旧回去的呢,”他笑了一笑说道,“哪晓得出来一混便是这么些年,总也没能回过家。”

“表少爷,你在金门岛上看得到大陆吗?”有一次王雄若有所思地问我道。我告诉他,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得到那边的人在走动。

“隔得那样近吗?”他吃惊地望着我,不肯置信的样子。

我在金门的时候,营里也有几个老士兵,他们在军队里总有十来年的历史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一径还保持着一种赤子的天真,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好像金门岛上的烈日海风一般,那么原始、那么直接。有时候,我看见他们一大伙赤着身子在海水里打水仗的当儿,他们那一张张苍纹满布的脸上,突地都绽开了童稚般的笑容来,那种笑容在别的成人脸上是找不到的。有一天晚上巡夜,我在营房外面海滨的岩石上,发觉有一个老士兵在那儿独个儿坐着拉二胡。那天晚上,月色清亮,没有什么海风,不知是他那垂首深思的姿态,还是那十分幽怨的胡琴声,突然使我联想到,他那份怀乡的哀愁,一定也跟古时候戍边的那些士卒的那样深。那样远。

“王雄,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有一晚,我和王雄在园子里乘凉,王雄和我谈起他湖南湘阴乡下的老家时,我问他道。

“有个老娘,不晓得还在不在,”王雄说道,“还有——”

突然间,他变得有点忸怩起来了,结结巴巴地告诉我,原来他没有出来以前,老早便定下亲了。是他老娘从隔壁村庄买来的一个小妹仔。

“那时她才十岁,只有这么高——”王雄说着用手比了一下。

他那个小妹仔好吃懒做,他老娘时常拿扫把打她的屁股,一打她,她就躲到他的身后去。

“小妹仔长得白白胖胖,是个很傻气的丫头。”王雄说,他咧着嘴笑了起来。

“给你一挂鱿鱼吃。”下女喜妹突然走到王雄身后伸过手来,把一挂烤鱿鱼拎到王雄的脸上。她刚洗完头,也到园子里来乘凉。喜妹是个极肥壮的女人,偏偏又喜欢穿紧身衣服,全身总是箍得肉颤颤的,脸上一径涂得油白油白,画着一双浓浓的假眉毛,看人的时候,乜斜着一对小眼睛,很不驯地把嘴巴一撇,自以为很有风情的样子。舅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王雄一来便和她成了死对头,王雄每次一看见她就避得远远的,但是喜妹偏偏却又喜欢去撩拨他,每逢她逗得他红头赤脸的当儿,她就大乐起来。

王雄很自莽地把喜妹的手一拨,闷吼了两下,扭过头去,皱起了眉头,便不肯出声了。喜妹噗哧地笑了起来,她仰起头,把那挂烤鱿鱼往嘴巴里一送,摇着一头湿淋淋的长发,便走到那丛芭蕉树下一张藤靠椅上,躺了下去,园子里一轮黄黄的大月亮刚爬过墙头来,照得那些肥大的芭蕉树叶都发亮了。喜妹一面摇着一柄大蒲扇,啪嗒啪嗒地打着她的大腿在赶蚊子,一面却用着十分尖细的声音哼起台湾的哭调《闹五更》来。王雄霍然立起身,头也不回,拖着他那庞大的身体,便向屋内走了进去。

丽儿到底是一个十分聪敏的孩子,暑假中,我只替她补习了几个礼拜,她很轻巧地便考上了省立二女中。舅妈笑得合不拢嘴来,一放了榜,便带着丽儿出去缝制服,买书包文具。开学的那天,一屋人都忙得团团转,舅妈亲自替丽儿理书包、烫制服,当丽儿穿着她那一身毕挺的童军制服,挂得一身的佩件,很俏皮地歪戴着一顶童军帽,提着一只黑皮新书包,摇摇摆摆,神气十足地走出大门口时,顷刻间,她好像长大了许多似的,俨然是一副中学生的派头了。王雄老早便推着三轮车在门口候着了,丽儿一走出去,王雄好像猛吃了一惊似的,呆望着丽儿,半晌都说不出话来,丽儿把书包往三轮车上一扔,很轻快地便跳上了车去,朝着我们挥了一挥手,然后把王雄猛推了一把叫道:

“走啊,王雄。”

丽儿对她的中学生活十分着迷,头几天,放学回来,制服也不肯脱,在镜子面前看了又看,照了又照,一有空,便捧起一本远东英语读本,得意洋洋地大声念起英文来。有一天,她立在通到花园的石阶上,手里擎着她那本英语读本,王雄站在石阶下面,仰着头,聚精会神地望着丽儿在听她念英文。

“I am a girl.”丽儿指了一指自己的胸膛念道,然后又指了一指王雄。

“You are a boy.”王雄微张着嘴,脸上充满了崇敬的神情。

“I am a student.”丽儿又念了一句,她瞥了王雄一眼,然后突然指着他大声叫道:

“You are a dog.”

丽儿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前俯后仰,一头的短发都甩动了。王雄迷惘地眨了几下眼睛,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旋即他也跟着丽儿咧开了嘴,开心地笑了起来。

开了学的三个礼拜后,一个星期六的中午,丽儿从学校回来,我们都在客厅里等着她吃午饭。丽儿进来时,把客厅门一摔开,满面怒容,王雄跟在她身后,手里替她提着书包。

“下礼拜起,我不要王雄送我上学了。”丽儿一坐下来便对舅妈说道。我们都感到十分意外,舅妈赶忙询问丽儿为了什么缘故。

“人家都在笑我了。”丽儿猛抬起头,一脸通红。

“这有什么可笑的呢?”舅妈走过去,用手绢替丽儿揩拭她额上的汗,柔声地安慰她道,“坐三轮车上学的人也有的是啊。”

丽儿一把推开舅妈的手,突然指向王雄道:

“同学们都在说——他像一头大猩猩!”

丽儿斜睨住王雄,脸上登时显出了鄙夷的神色来。舅妈打量了王雄一下,撑不住笑了。喜妹却捞起了裙角,笑得弯了腰。王雄捏着丽儿的书包,站在那儿,十分羞惭似的,黧黑的面孔一下子都紫涨了起来,他偷偷瞅了丽儿一眼,嘴唇一直抖动着,好像要向她赔一个笑脸,却笑不出来。

自从丽儿改骑脚踏车上学后,她便很少跟王雄在一块儿了。她在学校里十分活跃,经常带领一大伙同学回到家中来玩。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丽儿又带了七八个同学——全是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到家中的花园里来踢毽子,丽儿是个踢毽子的能手,一口气可以踢上百来个。我正站在石阶上,望着那群小女孩儿,个个捞起裙子,兴高采烈地踢着毽子,忽然看见王雄从那丛芭蕉树后问了出来,朝着丽儿直招手,悄悄地叫道:

“丽儿——”

“你来干什么?”丽儿走了过来,有点不耐烦地问道。

“你看,我给你找了什么东西来?”王雄从一个牛皮纸袋里,拿出了一只精致的玻璃水缸来,里面有两条金鱼在游动着。我从前买过一缸金鱼送给丽儿,丽儿非常喜爱,挂在她的窗台上,天天叫王雄喂红虫给鱼吃,后来让隔壁一只猫跑来捣翻吃掉了。丽儿哭得十分伤心,我哄着她答应替她再买一缸,后来竟把这件事情忘掉了。

“谁还要玩那个玩意儿?”丽儿把面一扬,很不屑地说道。

“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两条呢。”王雄急切地说道。

“我踢毽子去了。”丽儿一扭头便想跑开。

“这是两条凤尾的——”王雄一把抓住了丽儿一只膀子,把那缸金鱼擎到丽儿脸上让她看。

“放开我的手。”丽儿叫道。

“你看一看嘛,丽儿——”王雄乞求道,他紧紧地捏住丽儿,不肯放开她。丽儿挣了两下,没有挣脱,她突然举起另外一只手把那只玻璃水缸猛一拍,那只金鱼缸便哐啷一声拍落到地上,砸得粉碎。丽儿摔开了王雄的手,头也没回便跑掉了。缸里的水溅得一地,那两条艳红的金鱼便在地上拼命地跳跃起来。王雄惊叫了一声,蹲下身去,两手握住拳头,对着那两条挣扎的金鱼,不知该怎么去救它们才好。那两条娇艳的金鱼最后奋身猛跳了几下,便跌落在地上不能动弹了。王雄佝着头,呆呆地望着那两条垂死的金鱼,半晌,他才用手拈起了那两条金鱼的尾巴,把鱼搁在他的手掌上,捧着,走出了花园。

自从那次以后,王雄变得格外地沉默起来。一有空他便避到园子里浇花。每一天,他都要把那百来株杜鹃花浇个几遍,清晨傍晚,总看到他那个庞大的身躯,在那片花丛中,孤独地徘徊着。他垂着头,微微弯着腰,手里执着一根长竹竿水瓢,一下又一下,哗啦哗啦,十分迟缓的、十分用心的,在灌溉着他亲手栽的那些杜鹃花。无论什么人跟他说话,他一概不理睬。有时舅妈叫急了,他才嗄哑着嗓子应着一声:“是,太太。”旋即他又问声不响,躲到花园里去。直到出事的前一天,喜妹在园子里的水龙头接水洗被单,王雄老早便在龙头上挂着一只水桶,盛水浇花了。喜妹把王雄那只装得半满的水桶取了下来,将自己的洗衣盆搁到龙头下面去。王雄突然走了过来,也不做声,一脚便把水盆踢翻了,盆里的水溅得喜妹一身。喜妹登时恼怒得满面排红,她把长发往后一挽,一闪身便站到了王雄面前,用身子挡住水龙头,对王雄喝道:

“今天谁也别想用水!”

喜妹扬着脸,叉着腰,胸脯挺得高高的,她满面挂着水珠子,裙角也在淋淋沥沥地滴着水,她把木展踢掉了,赤了一双脚,很不逊地和王雄对峙着。王雄闭着嘴,定定地望着她。喜妹打量了王雄一下,突然间,她放纵地浪笑了起来,笑得全身都颤抖了,一边笑,一边尖叫着:

“大猩猩——大猩猩——”

喜妹的话还没有落音,王雄一把便伸出了他那双巨手抓住了喜妹肥胖的膀子,拚命地前后摇撼起来,一边摇着,他的喉头不住发出呜咽咆哮的声音来,好像一头受了重伤的野兽,在发着悲愤的吼声一般。喜妹痛得一脸扭曲起来,大概惊呆了,一下子喊不出声音。正当我赶过去阻止王雄的时候,喜妹才尖叫了一声,王雄一松手,喜妹赶忙捞走裙子便跑开了。一面跑她一面揉着她的膀子,跑到老远她才回过头来,朝着王雄吐了一泡口沫骂道:

“考背!”

王雄仍旧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重重地喘着息,额头上的汗珠子,大颗大颗地滚下来,一双眼睛红得要喷火了似的。我突然发觉,原来王雄的样子竟走了形。他满脸的胡子植,头发长出了寸把来也没有剃,全头一根根倒竖着,好像个刺猬一般,他的眼塘子整个都坑了下去,乌黑乌黑的,好像多少夜没睡过觉似的。我没有料到才是几天的工夫,王雄竟变得这般憔悴,这般暴戾起来。

出了事,好几天,舅妈都不肯相信,她说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像王雄那么个老实人,竟会干出那种事情。

“那个死鬼——”喜妹一提到王雄就捞起裙子掩面痛哭,一面抚着她的颈子,犹带余悸似的。

那天早上,我们发现喜妹的时候,以为她真的死了。她躺在园子里,昏迷在一丛杜鹃花的下面,她的衣裙撕得粉碎,上体全露了出来,两只乳房上,斑斑累累,掐得一块一块的瘀青,她颈子上一转都是指甲印。同一天,王雄便失了踪。他遗留下来的那些衣物,舅妈都叫我拿去分给了我们连上那些老士兵。在他箱子里,翻出了一大包五颜六色的玻璃珠子来,是那次他替丽儿串手钏子用剩的。

退役后,我便回台中家里去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我到台北来找事,才又到舅妈家去。舅妈病了很久,一直躺在床上,她显得非常苍白无神。舅妈说,自从她家发生过那桩不吉利的事情以后,她的身体就没有好过,夜夜失眠。她挣扎着起来,紧紧地执着我的手,悄悄说道:

“天天夜里,我都听见有人在园子里浇水的声音。”

母亲说过,舅妈是个神经极衰弱的女人,一辈子专爱讲鬼话。当我走到园子里的时候,却赫然看见那百多株杜鹃花,一球堆着一球,一片卷起一片,全部爆放开了。好像一腔按捺不住的鲜血,猛地喷了出来,洒得一园子斑斑点点都是血红血红的,我从来没看见杜鹃花开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过。丽儿正和一群女孩子在园子里捉迷藏,她们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丛中穿来穿去。女孩子们尖锐清脆的嬉笑声,在春日的晴空里,一阵紧似一阵地荡漾着。

忆儿时

美丽阅读:


文/丰子恺


      (一)


      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


      第一件是养蚕。那时我五六岁时、我的祖母在日的事。我的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养蚕也每年大规模地举行。其实,我长大后才晓得,祖母的养蚕并非专为图利,叶贵的年头常要蚀本;然而她喜欢这幕春的点缀,故每年大规模地举行。我所喜欢的是,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饲叶。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诸姐跟了去;去吃桑葚。吞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很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饭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五伯回来。蒋五伯饲蚕,我就可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有乐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


      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静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噪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而过了几天,采茧,做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七娘娘来做丝。蒋五伯每天买枇杷和软糕来给采茧、做丝、烧火的人吃。大家认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地取食,我也无功受禄地天天吃多量的枇杷与软糕,这又是乐事。


      七娘娘做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少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做丝的时候,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近去的。她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丝车轴棒轧脱的。她又说:“小囝囝不可走近丝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枇杷,吃软糕。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叫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哩!”然而我始终不要吃蚕蛹,大概是我爸爸和诸姐都不吃的缘故。我所乐的,只是那时候家里的非常的空气。日常固定不动的堂窗、长台、八仙椅子,都收拾去,而变成不常见的丝车、匾、缸。又不断地公然地可以吃小食。


      丝做好后,蒋五伯口中唱着“要吃枇杷,来年蚕罢”,收拾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


      现在我回忆这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五伯、七娘娘和诸姐都像童话里、戏剧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只是这剧的题材。现在我仔细想想觉得不好:养蚕做丝,在生计上原是幸福的,然其本身是数万的生灵的杀虐!《西青散记》里面有两句仙人的诗句:“自织藕丝衫子嫩,可怜辛苦赦春蚕。”安得人间也发明织藕丝的丝车,而尽赦天下的春蚕的性命!


      我七岁上祖母死了,我家不复养蚕。不久父亲与诸姐弟相继死亡,家道衰弱了,我的幸福的儿时也过去了。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


      (二)


      第二件事不能忘却的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科举就废,他无事在家,每天吃酒,看书。他不要吃羊、牛、猪肉,而喜欢吃鱼、虾之类。而对于蟹。尤其喜欢。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我在旁边看,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或半块豆腐干。然我喜欢蟹脚。蟹的味道真好,我们五个姊妹兄弟,都喜欢吃,也是为了父亲喜欢吃的缘故。只有母亲与我们相反,喜欢吃肉,而不喜欢又不会吃蟹,吃的时候常常被蟹螯上的刺刺开手指,出血;而且抉剔得很不干净。父亲常常说她是外行。父样说: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斗……脚上的拳头(即关节)里的肉怎样才能吃干净,脐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脚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蟹螯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父亲吃蟹真是内行,吃得非常干净。所以陈妈妈说:“老爷吃下来的蟹壳,真是蟹壳。


      蟹的储藏所。就在开井角落里缸里,经常总养着十来只。到了七夕、七月半、中秋、重阳等节候上,缸里的蟹就满了,那时我们都有得吃,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或一只半。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供差使的红英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他们--父亲和诸姐--直到月落明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诸姐不分而散。


      这原是为了父亲嗜蟹,以吃蟹为中心而举行的。故这种夜宴,不仅限于中秋,有蟹的季节里的月夜,无端也要举行数次。不过不是良辰佳节,我们少吃一点。有时两人分吃一只。我们都学父亲,剥得很精细,剥出来的肉不是立刻吃的,都积赞在蟹斗里,剥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此外没有别的菜了。因为父亲吃菜是很省的,而且他说蟹是至味,吃蟹时混吃别的菜肴;是乏味的。我们也学他,半蟹斗的蟹肉,过两碗饭还有余,就可得父亲的称赞,又可以白口吃下余多的蟹肉,所以大家都勉励节省。现在回想那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自父亲死了以后,我不曾再尝这种好滋味,现在。我已经自己做父亲,况且已经茹素,当然永远不会再尝这滋味了。唉!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


然而这一剧的题材,仍是生灵的杀虐!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


      (三)


      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的交游,而这交游的中心,在于钓鱼。


      那是我十二三岁时的事,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是当时我的小伴侣中的大阿哥。他是独子,他的母亲、祖母和大伯,都很疼爱他,给他许多的钱和玩具,而且每天放任他在外游玩。他家与我家贴邻而居。我家的人们每天赴市,必须经过他家的豆腐店的门口,两家的人们朝夕相见,互相来往。小孩子们也朝夕相见,互相来往。此外他家对于我家似乎还有一种邻人以上的深切的交谊,故他家的人对于我特别要好,他的祖母常常拿自产的豆腐干、豆腐衣等来送给我父亲下酒。同时在小侣伴中,王囡囡也特别和我要好。他的年纪比我大,气力比我好,生活比我丰富,我们一道游玩的时候,他时时引导我,照顾我,犹似长兄对于幼弟。我们有时就在我家的染坊店里的榻上玩耍,有时相偕出游。他的祖母每次看见我俩一同玩耍,必叮嘱囡囡好好看待我,勿要相骂,我听人说,他家似乎曾经患难,而我父亲曾经帮他们忙,所以他家大人们吩咐王囡囡照应我。


      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囡囡教我的。他叫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我到木场桥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个米虫来,把钓钩从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珠动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钩住鱼的颚,鱼就逃不脱。”我照他所教的试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


      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


      自此以后,我只管喜欢钓鱼。不一定要王囡囡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的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利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


      后来我长大了,赴他乡入学,不复有钓鱼的工夫。但在书中常常读到赞咏钓鱼的文句,例如什么“独钓寒江雪”,什么“渔樵度此身”,才知道钓鱼原来是很风雅的事。后来又晓得所谓“游钓之地”的美名称,是形容人的故乡的。我大受其煽惑,为之大发牢骚:我想“钓鱼确是雅的,我的故乡,确是我的游钓之地,确是可怀的的故乡。”但是现在想想,不幸而这题材也是生灵的杀虐!


      我的黄金时代很短,可怀念又只有这三件事。不幸而都是杀生取乐,都使我永远忏悔。


      1927年作。



华而不实

美文日赏:




文  欧亨利


      托尔斯·钱德勒先生在他那间在过道上隔成的卧室里熨晚礼服。一只熨斗烧在小煤气炉上,另一只熨斗拿在手里,使劲地来回推动,以便压出一道合意的褶子,待会儿从钱德勒先生的漆皮鞋到低领坎肩的下摆就可以看到两条笔挺的裤线了。关于这位主角的修饰,我们所能了解的只以此为限。其余的事情让那些既落魄又讲究气派,不得不想些寒酸的变通办法的人去猜测吧。我们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打扮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安详,大方,潇洒地走下寄宿舍的台阶——正如典型的纽约公子哥儿那样,略带厌烦的神情,出去寻求晚间的消遣。 

  钱德勒的酬劳是每周十八块钱。他在一位建筑师的事务所里工作。他只有二十二岁;他认为建筑是一门真正的艺术;并且确实相信——虽然不敢在纽约说这句话——钢筋水泥的弗拉特艾荣大厦的设计要比米兰大教堂①的差劲。 

  ①米兰是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区的首府,十四世纪时建立的哥特式大教堂闻名于世。




  钱德勒从每星期的收入中留出一块钱。凑满十星期以后,他用这笔累积起来的额外资金在吝啬的时间老人的廉价物品部购买一个绅士排场的夜晚。他把自己打扮成百万富翁或总经理的样子,到生活十分绚丽辉煌的场所去一次,在那儿吃一顿精致豪华的晚饭。一个人有了十块钱,就可以周周全全地充当几小时富裕的有闲阶级。这笔钱足够应付一顿经过仔细斟酌的饭菜,一瓶象样的酒,适当的小帐,一支雪茄,车费,以及一般杂费。 

  从每七十个沉闷的夜晚撷取一个愉快的晚上,对钱德勒来说,是终古常新的幸福的源泉。名门闺秀首次进入社交界,一辈子中只有刚成年时的那一次;即使到了白发苍苍的年岁,她们仍旧把第一次的旖旎风光当作唯一值得回忆的往事。可是对于钱德勒来说,每十星期带来的欢乐仍旧同第一次那样强烈、激动和新鲜。同讲究饮食的人一起,坐在棕榈掩映、乐声悠扬的环境里,望着这样一个人间天堂的老主顾们,同时让自己成为他们观看的对象,相比之下,一个少女的初次跳舞和短袖的薄纱衣服又算得上什么呢? 

  钱德勒走在百老汇路上,仿佛加入了晚间穿正式礼服的阅兵式。今晚,他不仅是旁观者,还是供人观看的人物。在以后的六十九个晚上,他将穿着粗呢裤和毛线衫,在蹩脚饭馆里吃吃客饭,或是在小饭摊上来一客快餐,或是在自己的卧室里啃三明治,喝啤酒。他愿意这样做,因为他是这个夜夜元宵的大城市的真正的儿子。对于他,出一夜风头就足以弥补许多暗淡的日子。 

  钱德勒放慢了脚步,一直走到第四十几号街开始同那条灯光辉耀的欢乐大街①相衔接的地方。时间还早呢,每七十天只在时髦社会里待上一天的人,总爱延长他的欢乐。各种眼光,明亮的,阴险的,好奇的,欣羡的,挑逗的和迷人的,纷纷向他投来,因为他的衣著和气派说明他是拥护及时行乐的信徒。 

  ①指百老汇路。 

  他在一个拐角上站住,心里盘算着,是不是要折回到他在特别挥霍的夜晚往往要照顾的豪华时髦的饭馆去。那当儿,一个姑娘轻快地跑过拐角,在一块冻硬的雪上滑了一下,咕咚一声摔倒在人行道上。 

  钱德勒连忙关切而彬彬有礼地扶她起来。姑娘一瘸一拐地向一幢房屋走去,靠在墙上,端庄地向他道了谢。 

  “我的脚踝大概扭伤了。”她说。“摔倒时蹩了一下。” 

  “疼得厉害吗?”钱德勒问道。 

  “只在着力的时候才疼。我想过一小会儿就能走路的。” 

  “假如还有什么地方要我帮忙,”年轻人建议道,“比如说,雇一辆车子,或者——” 

  “谢谢你。”姑娘恳切地轻声说。“你千万别再费心啦。只怪我自己不小心。我的鞋子再实用也没有了,不能怪我的鞋跟。” 

  钱德勒打量了那姑娘一下,发觉自己很快就对她有了好感。她有一种娴雅的美;她的眼光又愉快又和善。她穿一身朴素的黑衣服,象是一般女店员的打扮。她那顶便宜的黑草帽底下露出了光泽的深褐色发鬈,草帽上没有别的装饰,只有一条丝绒带打成的蝴蝶结。她很可以成为自食其力的职业妇女中最优秀的典型。 

  年轻的建筑师突然起了一个念头。他要请这个姑娘同他一起去吃饭。他的周期性的壮举固然痛快,但缺少一个因素,总令人感到枯寂;如今这个因素就在眼前。倘若能有一位有教养的小姐做伴,他那短暂的豪兴就加倍有劲了。他敢肯定这个姑娘是有教养的——她的态度和谈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她打扮得十分朴素,钱德勒觉得能跟她一起吃饭还是愉快的。 

  这些想法飞快地掠过脑际,他决定邀请她。不错,这种做法不很礼貌,但是职业妇女在这类事情上往往不拘泥于形式。在判断男人方面,她们一般都很精明;并且把自己的判断能力看得比那些无聊的习俗更重。他的十块钱,如果用得恰当,也够他们两人美美地吃一顿。毫无疑问,在这个姑娘沉闷刻板的生活中,这顿饭准能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经历;她因这顿饭而产生的深切感激也准能增加他的得意和快乐。 

  “我认为,”他坦率而庄重地对她说,“你的脚需要休息的时间,比你想象的要长些。现在我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既可以让它休息一下,又可以赏我一个脸。你刚才跑过拐角摔跤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正要去吃饭。你同我一起去吧,让我们舒舒服服地吃顿饭,愉快地聊聊。吃完饭后,我想你那扭伤的脚踝就能胜任愉快地带你回家了。” 

  姑娘飞快地抬起头,对钱德勒清秀和蔼的面孔瞅了一眼。她的眼睛非常明亮地闪了一下,天真地笑了起来。 

  “可是我们互相并不认识呀——这样不太好吧,是吗?”她迟疑地说。 

  “没有什么不好。”年轻人直率地说。“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托尔斯·钱德勒。我一定尽可能使我们这顿饭吃得满意,之后我就跟你分手告别,或者伴送你回家,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哎呀!”姑娘朝钱德勒那一丝不苟的衣服瞟了一眼,说道,“我穿着这套旧衣服,戴着这顶旧帽子去吃饭吗!” 

  “那有什么关系。”钱德勒爽快地说。“我敢说,你就这样打扮,要比我们将看到的任何一个穿最讲究的宴会服的人更有风度。” 

  “我的脚踝确实还疼。”姑娘试了一步,承认说。“我想我愿意接受你的邀请,钱德勒先生。你不妨称呼我——玛丽安小姐。” 

  “那么来吧,玛丽安小姐,”年轻的建筑师兴致勃勃然而非常有礼貌地说,“你不用走很多路。再过一个街口就有一家很不错的饭馆。你恐怕要扶着我的胳臂——对啦——慢慢地走。独自一个人吃饭实在太无聊了。你在冰上滑了一跤,倒有点成全我呢。” 

  他们两人在一张摆设齐全的桌子旁就座,一个能干的侍者在附近殷勤伺候。这时,钱德勒开始感到了他的定期外出一向会带给他的真正的快乐。 

  这家饭馆的华丽阔气不及他一向喜欢的,在百老汇路上再过去一点的那一家,但是也相差无几。饭馆里满是衣冠楚楚的顾客,还有一个很好的乐队,演奏着轻柔的音乐,足以使谈话成为乐事;此外,烹调和招待也都是无可指摘的。他的同伴,尽管穿戴得并不讲究,但自有一种风韵,把她容貌和身段的天然妩媚衬托得格外出色。可以肯定地说,在她望着钱德勒那生气勃勃而又沉着的态度,灼热而又坦率的蓝眼睛时,她自己秀丽的脸上也流露出一种近似爱慕的神情。 

  接着,曼哈顿的疯狂,庸人自扰和沾沾自喜的骚乱,吹牛夸口的杆菌,装模作样的疫病感染了托尔斯·钱德勒。此时此刻,他在百老汇路上,周围一派繁华,何况还有许多眼睛在注视着他。在那个喜剧舞台上,他假想自己当晚的角色是一个时髦的纨袴子弟和家拥巨资,趣味高雅的有闲阶级。他已经穿上这个角色的服装,非演出不可了;所有守护天使都拦不住他了。 

  于是,他开始向玛丽安小姐夸说俱乐部,茶会,高尔夫球,骑马,狩猎,交谊舞,国外旅游等等,同时还隐隐约约地提起停泊在拉奇蒙特港口的私人游艇。他发现这种没边没际的谈话深深地打动了她,所以又信口诌了一些暗示巨富的话,亲昵地提出几个无产阶级听了就头痛的姓名,来加强演出效果。这是钱德勒的短暂而难得的机会,他抓紧时机,尽量榨取最大限度的乐趣。他的自我陶醉在他与一切事物之间撒下了一张雾网,然而有一两次,他还是看到了这位姑娘的纯真从雾网中透射出来。 

  “你讲的这种生活方式,”她说,“听来是多么空虚,多么没有意义啊。难道你在世上就没有别的工作可做,使你更感到兴趣吗?” 

  “我亲爱的玛丽安小姐,”他嚷了起来,“工作!你想想看,每天吃饭都要换礼服,一个下午走五、六家串门——每个街角上都有警察注意着你,只要你的汽车开得比驴车快一点儿,他就跳上车来,把你带到警察局去。我们这种闲人是世界上工作得最辛苦的人了。” 

  晚饭结束,慷慨地打发了侍者,他们两人来到刚才见面的拐角上。这会儿,玛丽安小姐已经走得很好了,简直看不出步履有什么不便。 

  “谢谢你的款待,”她真诚地说,“现在我得赶快回家了。我非常欣赏这顿饭,钱德勒先生。” 

  他亲切地微笑着,跟她握手道别,提到他在俱乐部里还有一场桥牌戏。他朝她的背影望了一会儿,飞快地向东走去,然后雇了一辆马车,慢慢回家。 

  在他那寒冷的卧室里,钱德勒收藏好晚礼服,让它休息六十九天。他沉思地做着这件事。 

  “一位了不起的姑娘。”他自言自语地说。“即使她为了生活非干活不可,我敢赌咒说,她远是够格的。假如我不那样胡吹乱扯,把真话告诉她,我们也许——可是,去它的!我讲的话总得跟我的衣服相称呀。” 

  这是在曼哈顿部落的小屋里成长起来的勇士所说的一番话。 

  那位姑娘同请她吃饭的人分手后,迅疾地穿过市区,来到一座漂亮而宁静的邸宅前面。那座邸宅离东区有两个广场,面临那条财神和其余副神时常出没的马路①。她急急忙忙地进去,跑到楼上的一间屋子里,有一个穿着雅致的便服的年轻妍丽的女人正焦急地望着窗外。 

  ①指五马路。 

  “唷,你这个疯丫头,”她进去时,那个年纪比她稍大的女人嚷道。“你老是这样叫我们担惊受吓,什么时候才能改呀?你穿了那身又破又旧的衣服,戴了玛丽的帽子,到处乱跑,已经有两个小时啦。妈妈吓坏了。她吩咐路易斯坐了汽车去找你。你真是个没有头脑的坏姑娘。” 

  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姑娘按按电钮,立刻来了一个使女。 

  “玛丽,告诉太太,玛丽安小姐已经回来了。” 

  “别派我的不是了,姊姊。我只不过到西奥夫人的店里去了一次,通知她不要粉红色的嵌饰,要用紫红色的。我那套旧衣服和玛丽的帽子很合式。我相信谁都以为我是个女店员呢。” 

  “亲爱的,晚饭已经开过了,你在外面待得太久啦。” 

  “我知道,我在人行道上滑了一下,扭伤了脚踝。我不能走了,便到一家饭馆坐坐,等到好一些才回来,所以耽搁了那么久。” 

  两个姑娘坐在窗口前,望着外面灯火辉煌和车水马龙的大街。年轻的那个把头偎在她姊姊的膝上。 

  “我们两人总有一天都得结婚,”她浮想联翩地说,“我们这样有钱,社会上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可不能让大家失望。要我告诉你,我会爱上哪一种人吗,姊姊?” 

  “说吧,你这傻丫头。”另一个微笑着说。 

  “我会爱上一个有着和善的深蓝色眼睛的人,他体贴和尊重穷苦的姑娘,人又漂亮,又和气,又不卖弄风情。但他活在世上总得有志向,有目标,有工作可做,我才能爱他。只要我能帮助他建立一个事业,我不在乎他多么穷。可是,亲爱的姊姊,我们老是碰到那种人——那种在交际界和俱乐部里庸庸碌碌地混日子的人——我可不能爱上那种人,即使他的眼睛是蓝的,即使他对在街上碰到的穷姑娘是那么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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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的冬天

美丽阅读:


文/老舍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晴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


      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它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知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这样慈善的冬天,干什么还希望别的呢!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


      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


      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萍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西风不相识

美文日赏:




文  三毛


   我年幼的时候,以为这世界上只住着一种人,那就是我天天看见的家人、同学、老师和我上学路上看到的行人。

   后来我长大了,念了地理书,才知道除了我看过的一种中国人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称自己叫黄帝的子孙,称外国人以前都叫洋鬼子,现在叫国际友人。以前出国去如果不是去打仗,叫和番。现在出国去,无论去做什么都叫镀金或者留洋。

   我们家里见过洋鬼子的人,要先数祖父和外祖父这两个好汉。他们不但去那群人里住过好久,还跟那些人打了很多交道,做了几笔生意,以后才都平安的回国来,生儿育女。

   我的外祖父,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他在英国时那个漂亮的女朋友。他八十多岁了,高兴起来,还会吱吱的说着洋话,来吓唬家里的小朋友。

   我长大以后,因为常常听外祖父讲话,所以也学了几句洋鬼子说的话。学不对时,倒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现象;不巧学对了时,我的眼睛就会一闪一闪冒出鬼花,头顶上轰一下爆出一道青光,可有鬼样。




   我因为自以为会说了几句外国话,所以一心要离开温暖的家,去看看外面那批黄毛碧眼青牙血嘴的鬼子们是怎么个德性。

   我吵着要出走,父母力劝无用,终日忧伤得很。

   “你是要镀金?要留洋?还是老实说,要出去玩?”我答:“要去游学四海,半玩半读,如何?”

   父母听我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来,更是伤心,知道此儿一旦飞出国门,一定丢人现眼,叫外国人笑话。“这样没有用的草包,去了岂不是给人吃掉了。”他们整日就反反复复的在讲这句话,机票钱总也不爽快的发下来。

   外祖父看见我去意坚定,行李也打好了,就叫父母说:“你们也不要那么担心,她那种硬骨头,谁也不会爱去啃她,放她去走一趟啦!”

   总司令下了命令,我就被父母不情不愿的放行了。在闷热的机场,父亲母亲抹着眼泪,拉住我一再的叮咛:“从此是在外的人啦,不再是孩子罗!在外待人处世,要有中国人的教养,凡事忍让,吃亏就是便宜。万一跟人有了争执,一定要这么想——退一步,海阔天空。绝对不要跟人呕气,要有宽大的心胸……。”

   我静静的听完了父母的吩咐,用力的点点头,以示决心,然后我提起手提袋就迈步往飞机走去。

   上了扶梯,这才想起来,父母的帐算得不对,吃亏怎么会是便宜?退一步如果落下深渊,难道也得去海阔天空?

   我急着往回跑,想去看台下问明白父母才好上路,不想后面闪出一个空中少爷,双手捉住我往机舱里拖,同时喊着:“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快快上机去也,不可再回头了。”我挣扎的说:“不是不是,是弄明白一句话就走,放我下机啊!”

   这人不由分说,将我牢牢绑在安全带上。机门徐徐关上,飞机慢慢的滑过跑道。

   我对着窗户,向看台大叫:“爸爸,妈妈,再说得真切一点,才好出去做人啊!怎么是好……”

   飞机慢慢升空,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我叹一口气,靠在椅子上,大势已去,而道理未明,今后只有看自己的了。

   我被父亲的朋友接下飞机之后,就送入了一所在西班牙叫“书院”的女生宿舍。

   这个书院向来没有中国学生,所以我看她们是洋鬼子;她们看我,也是一种鬼子,群鬼对阵,倒也十分新鲜。

   我分配到的房间是四个人一间的大卧室,我有生以来没有跟这么多人同住的经验。

   在家时,因为我是危险疯狂的人物,所以父亲总是将我放在传染病隔离病房,免得带坏了姐姐和弟弟们。

   这一次,看见我的铺位上还有人睡,实在不情愿。但是我记着父母临别的吩咐,又为着快快学会语文的缘故,就很高兴的开始交朋友。第一次跟鬼子打交道,我显得谦卑、有礼、温和而甜蜜。

   第一两个月的家信,我细细的报告给父母听异国的情形。我写着:“我慢慢的会说话了,也上学去了。这里的洋鬼子都是和气的,没有住着厉鬼。我没有忘记大人的吩咐,处处退让,她们也没有欺负我,我人胖了……。”

   起初的两个月,整个宿舍的同学都对我好极了。她们又爱讲话,下了课回来,总有人教我说话,上课去了,当然跟不上,也有男同学自动来借笔记给我抄。

   这样半年下来,我的原形没有毕露,我的坏脾气一次也没有发过。我总不忘记,我是中国人,我要跟每一个人相处得好,才不辜负做黄帝子孙的美名啊!

   四个人住的房间,每天清晨起床了就要马上铺好床,打开窗户,扫地,换花瓶里的水,擦桌子,整理乱丢着的衣服。等九点钟院长上楼来看时,这个房间一定得明窗净几才能通过检查,这内务的整理,是四个人一起做的。

   最初的一个月,我的同房们对我太好,除了铺床之外,什么都不许我做,我们总是抢着做事情。

   三个月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开始不定期的铺自己的床,又铺别人的床,起初我默默的铺两个床,以后是三个,接着是四个。

   最初同住时,大家抢着扫地,不许我动扫把。三个月以后,我静静的擦着桌子,挂着别人丢下来的衣服,洗脏了的地,清理隔日丢在地上的废纸。而我的同房们,跑出跑进,丢给我灿烂的一笑,我在做什么,她们再也看不到,也再也不知道铺她们自己的床了。

   我有一天在早饭桌上对这几个同房说:“你们自己的床我不再铺了,打扫每人轮流一天。”

   她们笑眯眯的满口答应了。但是第二天,床是铺了,内务仍然不弄。

   我内心十分气不过,但是看见一个房间那么乱,我有空了总不声不响的收拾了。我总不忘记父母叮嘱的话,凡事要忍让。

   半年下来,我已成为宿舍最受欢迎的人。我以为自己正在大做国民外交,内心沾沾自喜,越发要自己人缘好,谁托的事也答应。

   我有许多美丽的衣服,搬进宿舍时的确轰动过一大阵子,我的院长还特别分配了我一个大衣柜挂衣服。

   起初,我的衣服只有我一个人穿,我的鞋子也是自己踏在步子下面走。等到跟这三十六个女孩子混熟了以后,我的衣柜就成了时装店,每天有不同的女同学来借衣服,我沉着气给她们乱挑,一句抗议的话也不说。

   开始,这个时装店是每日交易,有借有还,还算守规矩。渐渐的,她们看我这鬼子那么好说话,就自己动手拿了。每天吃饭时,可以有五、六个女孩子同时穿着我的衣服谈笑自若,大家都亲爱的叫着我宝贝、太阳、美人…………等等奇怪的称呼。说起三毛来,总是赞不绝口,没有一个人说我的坏话。但是我的心情,却越来越沉落起来。

   我因为当时没有固定的男朋友,平日下课了总在宿舍里念书,看上去不像其他女同学那么的忙碌。

   如果我在宿舍,找我的电话就会由不同的人打回来。——三毛,天下雨了,快去收我的衣服。

   ——三毛,我在外面吃晚饭,你醒着别睡,替我开门。——三毛,我的宝贝,快下楼替我去烫一下那条红裤子,我回来换了马上又要出去,拜托你!

   ——替我留份菜,美人,我马上赶回来。

   放下这种支使人的电话,洗头的同学又在大叫——亲爱的,快来替我卷头发,你的指甲油随手带过来。

   刚上楼,同住的宝贝又在埋怨——三毛,今天院长骂人了,你怎么没扫地。

   这样的日子,我忍着过下来。每一个女同学,都当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宿舍里选学生代表,大家都选上我,所谓宿舍代表,就是事务股长,什么杂事都是我做。

   我一再的思想,为什么我要凡事退让?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我要助人?因为那是美德。为什么我不抗议?因为我有修养。为什么我偏偏要做那么多事?因为我能干。为什么我不生气?因为我不是在家里。

   我的父母用中国的礼教来教育我,我完全遵从了,实现了;而且他们说,吃亏就是便宜。如今我真是货真价实成了一个便宜的人了。

   对待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社会,我父母所教导的那一套果然大得人心,的确是人人的宝贝,也是人人眼里的傻瓜。

   我,自认并没有做错什么,可是我完全丧失了自信。一个完美的中国人,在一群欺善怕恶的洋鬼子里,是行不太通的啊!我那时年纪小,不知如何改变,只一味的退让着。

   有那么一个晚上,宿舍的女孩子偷了望弥撒的甜酒,统统挤到我的床上来横七竖八的坐着、躺着、吊着,每个人传着酒喝。这种违规的事情,做来自是有趣极了。开始闹得还不大声,后来借酒装疯,一个个都笑成了疯子一般。我那夜在想,就算我是个真英雄林冲,也要被她们逼上梁山了。

   我,虽然也喝了传过来的酒,但我不喜欢这群人在我床上躺,我说了四次——好啦!走啦!不然去别人房里闹!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会我,我忍无可忍,站起来把窗子哗的一下拉开来,而那时候她们正笑得天翻地覆,吵闹的声音在深夜里好似雷鸣一样。

   “三毛,关窗,你要冻死我们吗?”不知哪一个又在大吼。

   我正待发作,楼梯上一阵响声,再一回头,院长铁青着脸站在门边,她本来不是一个十分可亲的妇人,这时候,中年的脸,冷得好似冰一样。

   “疯了,你们疯了,说,是谁起的头?”她大吼一声,吵闹的声音一下子完全静了下来,每一个女孩子都低下了头。

   我站着靠着窗,坦然的看着这场好戏,却忘了这些人正在我的床上闹。

   “三毛,是你。我早就想警告你要安分,看在你是外国学生的份上,从来不说你,你替我滚出去,我早听说是你在卖避孕药——你这个败类!”

   我听见她居然针对着我破口大骂,惊气得要昏了过去,我马上叫起来:“我?是我?卖药的是贝蒂,你弄弄清楚!”“你还要赖,给我闭嘴!”院长又大吼起来。

   我在这个宿舍里,一向做着最合作的一分子,也是最受气的一分子,今天被院长这么一冤枉,多少委屈和愤怒一下子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我尖叫着沙哑的哭了出来,那时我没有处世的经验,完全不知如何下台。我冲出房间去,跑到走廊上看到扫把,拉住了扫把又冲回房间,对着那一群同学,举起扫把来开始如雨点似的打下去。我又叫又打,拚了必死的决心在发泄我平日忍在心里的怒火。

   同学们没料到我会突然打她们,吓得也尖叫起来。我不停的乱打,背后给人抱住,我转身给那个人一个大耳光,又用力踢一个向我正面冲过来女孩子的胸部。一时里我们这间神哭鬼号,别间的女孩子们都跳起床来看,有人叫着——打电话喊警察,快,打电话!

   我的扫把给人硬抢下来了,我看见桌上的宽口大花瓶,我举起它来,对着院长连花带水泼过去,她没料到我那么敏捷,退都来不及退就给泼了一身。

   我终于被一群人牢牢的捉住了,我开始吐捉我的人的口水,一面破口大骂——婊子!婊子!

   院长的脸气得扭曲了,她镇静的大吼——统统回去睡觉,不许再打!三毛,你明天当众道歉,再去向神父忏悔!“我?”我又尖叫起来,冲过人群,拿起架子上的厚书又要丢出去,院长上半身全是水和花瓣,她狠狠的盯了我一眼,走掉了。

   女孩子们平日只知道我是小傻瓜,亲爱的。那个晚上,她们每一个都窘气吓得不敢作声,静静的溜掉了。

   留下三个同房,收拾着战场。我去浴室洗了洗脸,气还是没有发完,一个人在顶楼的小书房里痛哭到天亮。

   那次打架之后,我不肯道歉,也不肯忏悔,我不是天主教徒,更何况我无悔可忏。

   宿舍的空气僵了好久,大家客气的礼待我,我冷冰冰的对待这群贱人。

   借去的衣服,都还来了。

   “三毛,还你衣服,谢谢你!”

   “洗了再还,现在不收。”

   每天早晨,我就是不铺床,我把什么脏东西都丢在地上,门一摔就去上课,回来我的床被铺得四平八稳。以前听唱片,我总是顺着别人的意思,从来不抢唱机。那次之后,我就故意去借了中国京戏唱片来,给它放得个锣鼓喧天。

   以前电话铃响了,我总是放下书本跑去接,现在我就坐在电话旁边,它响一千两百下,我眉毛都不动一下。

   这个宿舍,我尽的义务太多,现在豁出去,给它来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大不了,我滚,也不是死罪。

   奇怪的是,我没有滚,我没有道歉,我不理人,我任着性子做事,把父母那一套丢掉,这些鬼子倒反过来拍我马屁了。

   早饭我下楼晏了,会有女同学把先留好的那份端给我。洗头还没擦干,就会有人问:“我来替你卷头发好不好?”天下雨了,我冲出去淋雨,会有人叫:“三毛,亲爱的,快到我伞下来,不要受凉了。”

   我跟院长僵持了快一个月。有一天深夜,我还在图书室看书,她悄悄的上来了,对我说:“三毛,等你书看好了,可以来我房间里一下吗?”

   我合起书下楼了。

   院长的美丽小客厅,一向是禁地,但是那个晚上,她不但为我开放,桌上还放了点心和一瓶酒,两个杯子。我坐下来,她替我倒了酒。

   “三毛,你的行为,本来是应该开除的,但是我不想弄得那么严重,今天跟你细谈,也是想就此和平了。”“卖避孕药的不是我。”

   “打人的总是你吧!”

   “是你先冤枉我的。”

   “我知道冤枉了你,你可以解释,犯不着那么大发脾气。”我注视着她,拿起酒来喝了一口,不回答她。

   “和平了?”

   “和平了。”我点点头。

   她上来很和蔼的亲吻我的面颊,又塞给我很多块糖,才叫我去睡。

   这个世界上,有教养的人,在没有相同教养的社会里,反而得不着尊重。一个横蛮的人,反而可以建立威信,这真是黑白颠倒的怪现象。

   以后我在这个宿舍里,度过了十分愉快的时光。国民外交固然重要,但是在建交之前,绝不可国民跌交。

   那样除了受人欺负之外,建立的邦交也是没有尊严的。这是《黄帝大战蚩尤》第一回合,胜败分明。

   我初去德国的时候,听说我申请的宿舍是男女混住的,一人一间,好似旅馆一样,我非常高兴。这一来,没有舍监,也没有同房,精神上自由了很多,意识上也更觉得独立,能对自己负全责,这是非常好的制度。

   我分到的房间,恰好在长走廊的最后第二间。起初我搬进去住时,那最后一间是空的,没几日,隔壁搬来了一个金发的冰岛女子。

   冰岛来的人,果然是冰冷的,这个女人,进厨房来做饭时,她只对男同学讲话,对我,从第一天就讨厌了,把我上上下下的打量。那时候流行穿迷你裙,我深色丝袜上,就穿短短一条小裙子;我对她微笑,她瞪了我一眼就走出去了。看看我自己那副德性,我知道要建交又很困难了,我仍然春风满面的煮我的白水蛋。

   那时候,我在“歌德书院”啃德文,课业非常重,逼得我非用功不可。

   起初我的紧邻也还安分,总是不在家,夜间很晏才回来,她没有妨碍我的夜读。

   过了两三个月,她交了大批男朋友,这是很值得替她庆幸的事,可是我的日子也开始不得安宁了。

   我这个冰山似的芳邻,对男朋友们可是一见即化,她每隔三五天就抱了一大堆啤酒食物,在房间里开狂欢会。

   一个快乐的邻居,应该可以感染我的情绪。她可以说经常在房内喝酒,放着高声的吵闹嘶叫的音乐,再夹着男男女女兴奋的尖叫,追逐,那高涨的节日气氛的确是重重的感染了隔着一道薄薄墙壁的我,我被她烦得神经衰弱,念书一个字也念不进去。

   我忍耐了她快两三星期,本以为发高烧的人总也有退烧的一天。但是这个人的烧,不但不退,反而变本加厉,来往的男朋友也很杂,都不像是宿舍的男同学。

   她要怎么度过她的青春,原来跟我是毫无关系的,但是,我要如何度过我的考试,却跟她有密切的关连。

   第四个星期,安静了两天的芳邻,又热闹起来了。第一个步骤一定是震耳欲聋的音乐开始放起来,然后大声谈笑,然后男女在我们共通的阳台上裸奔追戏,然后尖叫丢空瓶子,拍掌跳舞……

   我那夜正打开笔记,她一分不差的配合着她的节目,给我加起油来。

   我看看表,是夜间十点半,还不能抗议,静坐着等脱衣舞上场。到了十二点半,我站起来去敲她的房门。

   我用力敲了三下,她不开;我再敲再敲,她高兴的在里面叫——“是谁?进来。”

   我开了门,看见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居然挤了三男两女,都是裸体的。我找出芳邻来,对她说:“请你小声一点,已经十二点半了。”

   她气得冲了过去,把我用力向外一推,就把门嘭一下关上,里面咔哒上了锁。

   我不动声色,也不去再打她的门。我很明白,对付这种家伙,打架是没有用的,因为她不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心地到底老实忠厚。

   她那天吵到天亮才放我阖了两三小时的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旷了两堂课,去学生宿舍的管理处找学生顾问。他是一个中年的律师,只有早晨两小时在办公室受理学生的问题。

   “你就这个邻居骚扰了你,可是我们没有接到其他人对她的抗议。”

   “这很简单,我们的房间在最后两间,中间隔着六个浴室和厨房,再过去才是其他学生的房间,我们楼下是空着的大交谊室,她这样吵,可能只会有我一个人真正听得清楚。”“她做的事都是不合规定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抗议就请她搬走,并且我也不能轻信你的话。”“这就是你的答复吗?”我狠狠的盯着这个没有正义感的人。

   “到目前为止是如此!再见,日安!”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闯学生顾问的门。

   “请你听一卷录音带。”我坐下来就放录音。

   他听了,马上就叫秘书小姐进来,口授了一份文件。“你肯签字吗?”

   我看了一下文件,有许多看不懂的字,又一个一个问明白,才签下了我的名字。

   “我们开会提出来讨论,结果会公告。”

   “您想,她会搬出去?”

   “我想这个学生是要走路了。”他叹了口气说。“贵国的学生,很少有像你这样的。他们一般都很温和,总是成绩好,安静,小心翼翼。以前我们也有一次这样的事情——两个人共一个房间的宿舍,一个是台湾来的学生;他的同房,在同一个房间里,带了女朋友同居了三个月,他都不来抗议,我们知道了,叫他来问,他还笑着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我听了心都抽痛起来,恨那个不要脸的外国人,也恨自己太善良的同胞。

   “我的事什么时候可以解决?”

   “很快的,我们开会,再请这位冰岛小姐来谈话,再将录音带存档,就解决了。”

   “好,谢谢您,不再烦您了,日安!”我重重的与他握了握手。

   一个星期之后,这个芳邻静悄悄的搬走了,事情解决得意外的顺利。

   这事过了不久,我在宿舍附近的学生食堂排队吃饭,站了一会,觉得听见有人在说中文,我很自然的转过身去,就看见两个女同胞排在间隔着三五个人的队里。我对她们笑笑,算打招呼。

   “哪里来的?”一个马上紧张的问。

   “西班牙来的。”另外一个神秘兮兮的在回答。“你看她那条裙子,啧,啧……。”

   “人家可风头健得很哪!来了没几天,话还不太会说,就跟隔房的同学去吵架。奇怪,也不想想自己是中国人——”“你怎么知道她的事情?”

   “学生会讲的啊!大家商量了好久,是不是要劝劝她不要那么没有教养。我们中国人美好的传统,给她去学生顾问那么一告,真丢脸透了!你想想,小事情,去告什么劲嘛——她还跟德国同学出去,第一次就被人看见了……。”我听见背后自己同胞对我的中伤,气得把书都快扭烂了,但是我不回身去骂她们,我忍着胃痛搬了一盘菜,坐得老远的一个人去吃。

   我那时候才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对洋鬼子可以不忍,对自己同胞,可要百忍,吃下一百个忍字,不去回嘴。我的同胞们所谓的没有原则的跟人和平相处,在我看来,就是懦弱。不平等条约订得不够,现在还要继续自我陶醉。

   我到美国去的第一个住处,是托一个好朋友事先替我租下的房子,我只知道我是跟两个美国大一的女生同分一幢木造的平房。

   我到的第一天,已是深夜了,我的朋友和她的先生将我送到住处,交给我钥匙就走了。

   我用钥匙开门,里面是反锁着的,进不去。

   我用力打门,门开了,房内漆黑一片,只见一片鬼影幢幢,或坐或卧;开门的女孩全裸着,身体重要的部分涂着银光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倒也好新鲜。

   “嗨!”她叫了一声。

   “你来了,欢迎,欢迎!”另外一个女孩子也说。

   我穿过客厅里躺着的人,小心的不踏到他们,就搬了箱子去自己房间里。

   这群男男女女,吸着大麻烟,点着印度的香,不时敲着一面小铜锣,可是沉醉的那个气氛里,他们倒也不很闹,就是每隔几分钟的锣声也不太烦人。

   那天清晨我起来,开门望去,夜间的聚会完毕了,一大群如尸体似的裸身男女交抱着沉沉睡去,余香还燃着一小段。烟雾里,那个客厅像极了一个被丢弃了的战场,惨不忍睹。

   这些人是十分友爱和平的,他们的世界加入了我这个分租者,显得格格不入。比较之下,我太实际,他们太空虚,这是我这方面的看法。

   在他们那方面的看法,可能跟我刚刚完全相反。

   虽然他们完全没有侵犯我、妨碍我,但是我还是学了孟母,一个月满就迁居了。

   我自来有夜间阅读的习惯,搬去了一个小型的学生宿舍之后,我遇到了很多用功的外国女孩子。

   住在我对间的女孩,是一个正在念教育硕士的勤劳学生,她每天夜间跟我一样,要做她的功课。我是静的,她是动的,因为她打字。

   她几乎每夜打字要打到两点,我觉得这人非常认真,是少见的女孩子,心里很赞赏她,打字也是必须做的事情,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这样的生活,我总是等她夜间收班了,才能静下来再看一会书,然后睡觉。

   过了很久,我维持着这个夜程表,绝对没有要去计较这个同学。

   有一夜,她打完了字,我还在看书,我听见她开门了,走过来敲我的门,我一开门,她就说:“你不睡,我可要睡,你门上面那块毛玻璃透出来的光,叫我整夜失眠;你不知耻,是要人告诉你才明白?嗯?”

   我回头看看那盏书桌上亮着的小台灯,实在不可能强到妨碍别一间人的睡眠。我叹了口气,无言的看着她美而僵硬的脸,我经过几年的离家生活,已经不会再气了。“你不是也打字吵我?”

   “可是,我现在打好了,你的灯却不熄掉。”

   “那么正好,我不熄灯,你可以继续打字。”

   说完我把门轻轻在她面前阖上,以后我们彼此就不再建交了。

   绝交我不在乎,恶狗咬了我,我绝不会反咬狗,但是我可以用棍子打它。

   在我到图书馆去做事时,开始有男同学约我出去。

   有一个法学院的学生,约我下班了去喝咖啡,吃“唐纳子”甜饼,我们聊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上了他的车,他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就把车一开开到校园美丽的湖边去。

   停了车,他放上音响,手很自然的往我圈上来。我把车窗打开,再替他把音乐关上,很坦然的注视着他,对他开门见山的说:“对不起,我想你找错人了。”他非常下不了台,问我:“你不来?”

   “我不来。”我对他意味深长的笑笑。

   “好吧!算我弄错了,我送你回去。”他耸耸肩,倒很干脆。

   到了宿舍门口,我下了车,他问我:“下次还出来吗?”我打量着他,这人实在不吸引我,所以我笑笑,摇摇头。

   “三毛,你介不介意刚刚喝咖啡的钱我们各自分摊。”

   语气那么有礼,我自然不会生气,马上打开皮包找钱付给他。

   这样美丽的夜色里,两个年轻人在月光下分帐,实在是遗憾而不罗曼蒂克。

   美国,美国,它真是不同凡响。

   又有一天,我跟女友卡洛一同在吃午饭,我们各自买了夹肉三明治,她又叫了一盘“炸洋葱圈”,等到我吃完了,预备付帐,她说:“我吃不完洋葱圈,你分吃。”我这傻瓜就吃掉她剩下的。

   算帐时,卡洛把半盘洋葱圈的帐摊给我出,合情合理,我自然照付了。

   这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鱼饵是洋葱做的。

   也许看官们会想,三毛怎么老说人不好,其他留洋的人都说洋鬼子不错,她尽说反话。

   有一对美国中年夫妇,他们非常爱护我,本身没有儿女,对待我视如己出,周末假日再三的开车来宿舍接我去各处兜风。

   他们夫妇在山坡上有一幢惊人美丽的大洋房,同时在镇上开着一家成衣批发店。

   感恩节到了,我自然被请到这人家去吃大菜。

   吃饭时,这对夫妇一再望着我笑,红光满面。

   “三毛,吃过了饭,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惊喜给你。”“很大的?”我一面吃菜一面问。

   “是,天大的惊喜,你会快乐得跳起来。”

   我听他们那么说,很快的吃完了饭,将盘子杯子帮忙送到厨房洗碗机里面去,再煮了咖啡出来一同喝。

   等我们坐定了,这位太太很情感激动的注视着我,眼眶里满是喜悦的泪水。

   她说:“孩子,亲爱的,我们商量了好多天,现在决心收养你做我们的女儿。”

   “你是说领养我?”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气极了,他们决心领养我,给我一个天大的惊喜。但是,他们没有“问我”,他们只对我“宣布”他们的决定。“亲爱的,你难道不喜欢美国?不喜欢做这个家里的独生女儿?将来——将来我们——我们过世了,遗产都是你的。”我气得胃马上痛起来,但面上仍笑眯眯的。

   “做女儿总是有条件的啊!”我要套套我卖身的条件。“怎么谈条件呢?孩子,我们爱你,我们领养了你,你跟我们永远永远幸福的住在一起,甜蜜的过一生。”“你是说过一辈子?”我定定的望着她。

   “孩子,这世界上坏人很多,你不要结婚,你跟着爹地妈咪一辈子住下去,我们保护你。做了我们的女儿,你什么都不缺,可不能丢下了父母去结婚哦!如果你将来走了,我们的财产就不知要捐给哪一个基金会了。”

   这样残酷的领儿防老,一个女孩子的青春,他们想用遗产来交换,还觉得对我是一个天大的恩赐。

   “再说吧!我想走了。”我站起来理理裙子,脸色就不自然了。

   我这时候看着这两个中年人,觉得他们长得是那么的丑恶,优雅的外表之下,居然包着一颗如此自私的心。我很可怜他们,这样的富人,在人格上可是穷得没有立锥之地啊!

   那一个黄昏,下起薄薄的雪雨来,我穿了大衣,在校园里无目的的走着。我看着萧杀的夜色,想到初出国时的我,再看看现在几年后的我;想到温暖的家,再联想到我看过的人,经过的事,我的心,冻得冰冷。

   我一再的反省自己,为什么我在任何一国都遭受到与人相处的问题,是这些外国人有意要欺辱我,还是我自己太柔顺的性格,太放不开的民族谦让的观念,无意间纵容了他们;是我先做了不抵抗的城市,外人才能长驱而入啊!

   我多么愿意外国人能欣赏我的礼教,可惜的是,事实证明,他们享受了我的礼教,而没有回报我应该受到的尊重。我不再去想父母叮咛我的话,但愿在不是自己的国度里,化做一只弄风白额大虎,变成跳涧金睛猛兽,在洋鬼子的不识相的西风里,做一个真正黄帝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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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恋

美丽阅读:


文/三毛


      生命有如渡过一重大海,我们相遇在这同一的狭船里。死时,我们同登彼岸,又向不同的世界各奔前程。——泰戈尔


      她坐在拉丁区的一家小咖啡室里望着窗外出神,风吹扫着人行道上的落叶,秋天来了。


      来法国快两年了,这是她的第二个秋,她奇怪为什么今天那些风,那些落叶会叫人看了忍不住落泪,会叫人忍不住想家,想母亲,想两年前松山机场的分离,想父亲那语不成声的叮咛……她仿佛又听见自己在低低的说:“爸、妈,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就像千百次她早晨上学离家时说的一样,走了,走了……哦!妈妈……她靠在椅背上,眼泪不听话的滴下来。她打开皮包找手帕,她不喜欢自己常常哭,因为她害怕自己一哭就要哭个不停了。今天怎么搞的,特别难过。她低下头燃了一支烟,她有些埋怨自己起来。她记得半年前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她记得她曾说:“妈妈,我抽烟了,妈妈,先不要怪我。我不是坏女孩子,我只是……有时我觉得寂寞难受。小梅住得远,不常见面。这儿,大家都在为生活愁苦……不要再劝我回去,没有用的,虽然在这儿精神上苦闷,但我喜爱飘泊……”她奇怪在国内时她最讨厌看女人抽烟。她狠狠地吸了一口。


      咖啡凉了,她预备回去,回她那间用廿元美金租来的小阁楼兼画室。


      抬头望了望窗外,黄昏了。忽然,她发觉在窗外有一个陌生的中国青年向她注视着,并且似乎站了很久了。她迷乱地站在那儿,不知怎么开口招呼他。这儿中国人太少,除非存心去找人,要不然一个星期也碰不到一个,再不然就是那批说青田话,开餐馆的华侨。他从外面推门进来了。“坐吧!”她指着对面的椅子低哑地说着。他们没有交谈,只沉默地互相注视着,她觉得有些窘,下意识的拿出了一支烟,自己点了火。


      “抽烟?”他摇了摇头。


      小店的胖老板亲自端来了一杯咖啡,朝她扮了个鬼脸,大概是替她高兴吧!这个每天来喝咖啡的苍白寂寞的中国女孩子找到朋友了。她觉得有些滑稽,只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就使我那么快乐了吗?她再看了他一眼,他像是个够深刻的男孩。


      “我在窗外看了你很久,你心烦?”他终于开口了。“没什么,只不过是有些想家。”她狠狠的吸了一口烟,逃避的把眼神散落到窗外,她害怕人家看透她。


      “你从台湾来?”他问。


      “台湾,”她缓缓的,清清楚楚的回答他。她像是松了口气似的倒在椅背上。


      “那真好,你知道我顾忌这些。”


      “我也是。”她淡淡的却是放了心的回答。


      “你住过台北没有?你知道,我家在那儿。”她掠了掠头发,不知应该再说什么。他没有回答她,却注视着她掠头发的动作。


      “你来巴黎多久?”


      “两年不到。”


      “干什么?”


      “没什么,只是画画。”


      “生活还好?”


      “我来时带了些钱,并且,偶尔我可以卖掉一张小画……”他沉默了好久,一会儿他说:“你知道当我在窗外看到你,第一眼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她装着没听见他的问话,俯下身去拨动烟灰缸。“刚才我问你曾在台北住过?”


      “是,我一直住在那儿,我是海员,明年春天我跟船回去。台北有我的母亲、妹妹……”他的声音低哑起来:“我们的职业就是那么飘泊,今天在这儿,明天又不知飘到里哪里了……”他自嘲的笑了笑,眼光里流露出一股抑制不住的寂寞。“招商局的船极少极少开到这儿。”她说。


      “不是招商局的,我们挂巴拿马的旗子。”


      “什么时候开船?”


      “昨天来的,后天清早开中东。”


      后天,后天。她喃喃的念着,一下子觉得她对现在的一切留恋起来。她忽然想冲动的对他说,留下来吧!留下来吧!即使不为我,也为了巴黎………多留几天吧!然而,她什么都没有说,他们不过是两个天涯游子偶尔相遇而已。他们只是互相连姓名都不知道的陌生人。她把两杯咖啡的钱留在桌上,站起身来,像背书似的对他说:“很高兴今天能遇见你,天晚了,就要回去……”一口气说完了,她像逃似的跑了出去。她真恨自己,她知道她在这儿寂寞,她需要朋友,她需要快乐。她不能老是这样流泪想家……他像是一个好男孩子。她恨自己,为什么逃避呢,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我求什么呢?踉跄的跑上楼梯,到了房里,她伏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她觉得她真是寂寞,真是非常非常寂寞……几个月来拚命抑制自我的那座堤防完全崩溃了。


      第二天早晨,她没有去史教授的画室,她披了一件风衣在巴黎清冷的街心上独步着,她走到那家咖啡室的门口,老板正把店门拉开不久,她下意识的推门进去。


      中午十一时,她仍坐在那儿,咖啡早凉了,烟灰散落了一桌。睡眠不足的眼睛在青烟里沉沉的静止着,她咀嚼着泰戈尔的一首诗:“因为爱的赠遗是羞怯的,它说不出名字来,它掠过阴翳,把片片欢乐铺展在尘埃上,捕捉它,否则永远失却!”——捕捉它,否则永远失却——他不会再来了,昨天,他不过是路过,不会再来了……她奇怪昨夜她会那么哭啊哭的,今天情绪低反而不想哭了。她只想抽抽烟,坐坐,看看窗外的落叶,枯枝……。忽然,她从玻璃反光上看到咖啡室的门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进来,他穿了一件翻起衣领的风衣。他走过来,站在她身后,把手按在她的肩上。她没有回头。只轻轻的颤抖一下,用低哑的声音说:“坐吧!”就像昨天开始时一样,他们互相凝视着说不出话来,他们奇怪会在这样一个奇异、遥远的地方相遇。他伸过手臂轻轻拿走了她的烟。


      “不要再抽了,我要你真真实实的活着。”


      他们互相依偎着,默默的离开那儿。


      那是短暂的一天,他们没有赶命似的去看那铁塔、罗浮宫、凯旋门,他们只坐在河畔的石椅上紧紧的依偎着,望着塞纳河的流水出神。


      “今天几号了?”她问。


      “二十七,怎么?”


      “没什么,再过三天我就满廿二岁了。”路旁有个花摊,他走过去买了一小束淡紫色的雏菊。


      “Happy Birthday!”他动情的说,她接过来,点点头,忽然一阵鼻酸,眼泪滴落在花上……黄昏了,他们开始不安,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拉起她的手,把脸伏在她的手背上,他红着眼睛喃喃的沙哑的说着:“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不要,不要……”


      夜深了,她知道时候到了,她必须回去;而他,明早又四处飘泊去了。她把花轻轻的丢在河里,流水很快的带走了它。


      于是,一切都过去了,明天各人又各奔前程。生命无所谓长短,无所谓欢乐、哀愁,无所谓爱恨、得失……一切都要过去,像那些花,那些流水……我亲爱的朋友,若是在那天夜里你经过巴黎拉丁区的一座小楼前,你会看见,一对青年恋人在那么忧伤忘情的吻着,拥抱着,就好像明天他们不曾再见了一样。


      其实,事实也是如此。



不负我心

美文日赏:




文  三毛


      一次看刘墉散文,说到白日工作完毕,家人也都睡了,在夜晚的时光里,他喜欢一个人写写毛笔字,作几笔画,看本好书等等。其中最欣赏的,就是刘墉将这些自得其乐的时刻称为“以求不负我心”。这句话说得那么贴切,多年来,自己找的也就是这几个字,苦于说不中肯,刘墉一语道出,真是不亦快哉。 
  自得其乐这回事相信每一个人多少都能体会,独处的时光如果安排得自在,境界想来十分高妙。 
  无论我住在哪里,总有邻居来说,说睡眠安然,因为我的孤灯一向点到清晨,可以说比“守望相助”站岗亭里的看更人还要值得信赖。我喜欢过夜生活,每当黄昏来临,看见华灯初上、夜幕开始低垂,心中也充满了不厌的欣喜和期待。过夜生活的人,是不被了解的一群,有人专将夜和罪恶的事情连结在一起关想。早起的人说出来理直气壮而且觉得自己健康优秀;晏起的,除了报馆工作的少数外,一般都被视为生活糜烂等等。起初,背负着这种自卑罪恶的感觉活了许多年,父亲不上班的日子,起晚了必然面有愧色,觉得对他不孝。知道我的朋友,在早晨十时以前是不打电话来的,万一生人来找,母亲不好说天亮才睡,总说已经出门去了。对于我的作息,母亲的观念中也认为晚起是懒散的行为,我猜。



  明白了自己之后,勤不勤劳这两个字已没有了负担,只要不拖累旁人供给衣食,生活如何安排经营都与他人无关,只求无负便是。说起不负,当然想到红楼梦。黛玉之不讨贾府众人喜欢,无非是她坚持为了自己的心而活。不肯做人周全——倒不一定是不会。宝钗从来不提心字,廉洁寡欲,只恐人前人后失了照应——这颗心才叫真苦。人都说黛玉命薄,我却不如此看法,起码对于自己,她是不负的。 
  说到不睡的人,大半用“熬夜”两字来形容。那个熬字里面四把心火,小火炉炼丹似的,不到五更丹不成。这个字,能用在被聚光灯下照着疲劳审问的嫌犯身上,也可以是那些挑灯苦读为升学的一群群乖孩子。在被迫情况下想睡而不能的人,是受慢火煎熬的,煎熬两字用得吓,中国字有时的确骇得死人。喜欢叫自己黑暗的生活为“消夜”,消字属水部,意思中包含着散的本质,散是个好字,其中自带舒展,毫无火气可言,与熬比较起来,绝对不同。 
  我的消夜由来已久,小时看诗人李白吟唱生涯多半在夜色中度过,最后水中捉月而去,也当然发生在晚上,便觉得他是个懂得生活的夜人。夜睡的人,大半白日艰辛,也有嫌疑是现实生活中的逃避者,白天再不好过,到了全世界都入睡的时光,独醒的人毕竟感觉比较安全。起玛我个人是如此的。 
  说到现实的问题,一般亲朋好友总拿针对现实生计的条件来给这事下定义,说:“不要不顾现实呀!生活是现实的,很残酷的,你不现实,饿了饭谁来给吃……”我一直在等,等有一天,有一个人会跟我说,说日常生活固然是一种必经的磨练,可是如果老想着经营衣食,而忘记了心灵的滋润,那也是不圆满的人生,这“心”和“形”本来可以兼美共存的。 
  一般胆小的人,以为照着内心的向往去行事,就会饿饭,随心而行便是不落实也会没有成就,这是假明白真胆小。 
  在白天,我也是做事的人,当做的事,当负的责任自然处理掉,而且尽力做得周全。责任是美丽,它使人的生活更有意义,同时也使人产生自尊自爱的推动力。责任的背后往往接承传流着千万因果,这份衍生,层层叠叠,繁华艳丽,如同七宝楼台,拆拆建建,其中暗藏多少玄机又是多么奇妙而有趣。想到大千世界中居然藏有微尘如我,是天律运转中人之大幸也。佛家强调忘我无我,也或许并未强调,是本身悟错了,因此难以做到。对于自己,常是若即若离,可进可出,白天没有忘我,有时在消夜之旅中,又全然忘了,这都不很强求,对自己不忍深责甚且满意。说回来讲晏起的事,晏起大半属于夜间不寐的人才有的现象。有趣的是“晏”这个字,一个单元来看,明明有着“晚”的意思,分开上下来念,就成了“日安”。一日之计在于晨,无计之人不起床,日当然安了,真是了得。 
  固然很喜欢责任,可是也不讨厌不负责任,不承担的事情,因为胆子也小,只敢做在与他人及社会两不相涉的情况下,例如说——全世界都睡了的时候。 
  习惯夜深人静时泡一杯好茶、点一支淡烟、捧本书、亮盏灯,与书中人物花草秉烛夜游而去。只要不为特定考试,书的种类不很当它太认真。易经老庄三国固然可以,武侠侦探言情又有何不可。报纸杂志最是好看小广告,字典无论中西不单只是发音。生活丛书那个丛字就自由,这本不耐另有一丛任君选择。晚清小说固然繁华似锦,唐人笔记也许另有风味。封神榜的确好看,传记文学难道不及?宗教哲学探它如何运字表达看不见的神理,六法全书有味在于怎么创造条律约束人性。史记好看,看司马迁如何着墨项羽,水浒精彩,随鲁智深一同修成正果。就是资治通鉴媚在险诈,才知小王子纯得多么简单。至于说到红楼梦……妖书嗳一部。 
  倚马说书,但闻大海潮音奔腾而来,千言亦不能止,真正畅快,可狂笑而死也。书在某些境界中又绝不可看。古今中外诗词歌赋描写夜色词句多不胜举,最是“枫桥夜泊”一首常驻我心。此时此景,夜半钟声,如果客船中人突然剪烛看书,在我看书族类中,该当唯一死罪。常常怨怪邻人通宵麻将扰人,自己浸淫书本不是同样沉迷?乍看极不相同,其实声色犬马的骨子里难道没有痴迷与三昧?想说的是,痴迷是醉,“醉里颠蹶,醉里却有分别”这句话的确不差,可是醉的表面与那个醉法,在本质上没有太多区别。 
  人叫书呆子书呆子听了总觉不是唤我,呆是先天性的食古不化,痴是后天来的甘心领悟,不同。 
  常常也听到一些朋友说近况,其中一人说起正在埋头苦读,举座必然肃而起敬。如有人说哎呀熬夜卫生麻将去啦,反应便有些淡然。这叫多管闲事。 
  所欣赏的一些人,倒不要他苦读求功名,苦字像人脸,双眉皱着加上鼻子嘴巴。苦读表情不美。欣赏看见各人享受生命中隐藏的乐趣,兴趣深的人,活来必然精采,不会感叹人生空虚乏味无聊,自得其乐,乐在其中,只要不将个人之乐建立在他人的苦痛上,这个社会必然又和又乐。 
  很敬有目的的读书人,敬而远之。存心做学问之人,老以为不存心而也读书之类必然浪掷光阴。有目的的读书人最怕别人将他们看不清楚当成同类,往往强调看的是正派严肃有为之书,能够得救上天堂的只有他们。焉知只将念书视为人生至乐的另一批便完全没有收获? 
  一夜拥被沉迷侦探小说,耳边忽闻叹息又轻笑,笑说:“我惭携宝剑,只为看山来。”这句话本是曾国藩一位王姓幕僚自认怀才不受重用而发出的感叹,偏偏就在此时蹦出来唬人。想到这句话,停看书,过了几秒钟便给答了一句:“不携长剑短剑,只看山妩媚。”心安理得一路追踪,书到一半,凶手便被钉牢,结局果如所料,作者又输一局。大好识字本领,用在闲书上就算全然无用也是不惭得很。 
  当然,任何事情都得付代价,包括稍稍过分的自得其乐。再忙再累的日子里,明知睡眠不足是欠着身体的债,欠多了债主自会催讨。可是一日不看书,总觉面目可憎,事实上三日不睡眠,容颜惨淡,半生不睡足,提早长眠,这个道理谁不明白?问问上瘾的君子们,人人说惭愧,认真想戒者稀,宁死不回头者,多也。前一阵子身体向灵魂讨债,苦缠不休,病倒下来。医生细问生活饮食起居睡眠,因为诊费高贵,不得不诚实道出前因后果,医生说切吧,欣然同意签字。早苦早好,早好早乐,不一会春去秋来又是一番景色。道别医生自有训话一场,例如烟不可多抽,神不能太伤,心不可妄动,书不能狂看,又将“夜必早寐”这四字反复说了三次,然后等着病家回答。 
  当时情景本是杏林春暖图,可是眼前看去的大夫竟成了《水浒传》中那位正与鲁智深摩顶受记的智真长老,长老正说一这不可、二那不能、三更不许、四必要戒……。说了半天就是要人答应才给放行,于是诚恳道谢真言,说:“洒家记得。”医生拥抱告别,却忽略了病家暗藏心机,只说“记得”,没答“能否”。人生最大快意在于心甘情愿,是为甘愿。活着连夜间都得睡觉不如去死。书少看或改为中午看才叫做醉生梦死,难道白天生计换成晚上去做?白日夜晚再一次兼美,健康小小让步不是大事。人生百年一瞬,多活少活不过五十百步微差,只要不负此心,一笑可置也。 
  古人今人读书大半为求功名,运气好的不但不病,破庙中读着读着尚有女鬼投怀送抱,那些身体差的就只有拿个锥子刺股才能不打瞌睡。这种苦读求的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说不定招为驸马那更锦上添花。书生从此鲜衣怒马,戏文中就不再提起继续读书,这写得太好,不然就成败笔。 
  红楼梦里贾宝玉整日在女人堆里瞎混,事实上也没做过什么正经事情。看宝玉,吟风弄月自我陶醉,痴痴傻傻不似个读书人样子,偏偏姐姐妹妹都爱他。说起宝哥哥,却有现世女子一样情有独钟,只为了为了他那颗啊最初的心。读不读书,什么要紧?话说回来,贵族子弟不知冷暖冻饿,比不得庙里穷愁潦倒瘦书生。不读书没饭吃,你读是不读? 
  心之可要,倒又不是什么奢侈,这个东西人人都有,不然流行歌曲里负心的人不会那么受欢迎。自己的心负责看管好,任谁来也负它不去。就如衣帽间里寄存衣物,那个凭号取衣的小牌子总得当心保管,失落了,取不回衣物怨不得别人。世上赞人好,说:“好!是个有心人。”这句话只有中文那么说,不要去做别国人。 
  说到正负之心问题,心之快乐平安,便为不负,不负必然放心,放心又回返快乐,真是奇妙。 
  最近权威心理学家发表一篇报告,说的是——一个人抱着将日常工作当成娱乐去享受,成效不但更大而且产生精神病态的可能性能够减至最低。这是权威学者说的话,不是我编出来的。想,用中文意思来讲这篇报告不就是——恭敬的玩世吗?又可乐,又有薪水拿,还能睡觉,将不好玩的工作创造出可玩的兴趣加成绩来,是本文第三度兼美也。 
  总有一个观念很少得人注意——当年爱迪生因为痴迷发现才有了那么多发明;诗人荷马要不是吟唱游走传不下希腊史诗;仓颉造字拼拼拆拆玩出了伟大中国文明思想工具;居礼先生夫人寻寻觅觅推翻左右电流对称定律确立钴实验;相对论最重要的证据来自水星岁差;民间故事流传在于市井小民茶馀饭后……这些又一些与生计无关的痴迷玩耍,转化为人类文明流传的基因与动力。 
  只因世人不识痴中滋味,以为荒唐,上段那些痴迷梦想其实根本一一展现。就连只爱看书之人,其中多少而今靠笔乐饭。痴到深处,三宝必现,迷到终极,另有天地。世人不敢深究,惟恐避之不及,庸庸碌碌亦是福寿人生,钟鼎山林,虽说不可强求,小负一场人生,终是稍稍可惜。 
  负人固然不可刻意,负己太多便是亏损。一次朋友换笔名,取为“无心”,看他神色凄凉,以无心许自己,如何得着欢颜;劝着改个名吧,只是黯然一笑,聪明人因伤心而弃心算不得大聪明。佛家要人忘我忘我,世人真能做到忘我,还需劳烦佛爷如此舍身相劝?可见我佛慈悲亦存苦心一片,是个有心之佛,并非无心。心是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辞海字典中,光是这个心字例引出来一共九十个由心而生的情境。九十只是被赋定的词句,其中可以幻化千万兆个情情境境,如此重要的东西,世人连讲起它来都觉不识时务。赚钱人人感兴趣,赚心没有听说过。由于刘墉的一句话,生出那么多心得来,总是闲闲走笔,消夜又一章。心之何如,有似万丈迷津,遥亘千里,其中并无舟子可以渡人,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此心谈何容易,认真苦寻,反而不得,拉杂写来,无非玩味生之欢悦快意,值此寒雨良宵,是为自乐,以求不负我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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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青》 白先勇

若熙약희:

最近是考试周,所以更新不是很及时。虽然只是文摘,但是因为是在用心摘录,所以还是需要时间的。


《一把青》是一篇写尽了今昔对比的小说。小说不长,但分为上下两节,分的很好,内战时,内战后;在南京,在台北。仅仅看这几个关键词,小说的分量就大抵清楚了吧。同样是悲剧,但看完这篇以后,我没有像读《Tea for Two》一样眼泪哗哗直流,因为这篇小说带给你的是悲凉不是悲伤,而且因为无奈之感,这种悲凉会堵在心里,很难以眼泪之类的东西释放出来。什么叫做哀莫大于心死,读完便都清清楚楚了。


朱青变了,但我宁愿相信她早就死了,后来的她只是躯壳,那个面黄的、与丰腴毫无关系的她才是活着的朱青。她完完全全活在过去的世界里,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状态,是死是活,只是凭着对过去的留恋维持住一种活着的欺骗。


过去因为太过浓墨重彩而过不去,黯淡了今天所有的颜色,或者说是生者对此视而不见。对于这样完全活在过去的人,我们的态度不应该是讥讽,而是同情,即使他们的心以自私疯癫为皮、以懦弱逃避为里。因为其精神世界是因为旧人而建立的,他们从中寻找的生命意义与其他任何人都无关。


好了,大家读读看吧。









抗日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我们住在大方巷的仁爱东村,一个中下级的空军眷属区里。在四川那种闭塞的地方,煎熬了那些年数,骤然回返那六朝金粉的京都,到处的古迹,到处的繁华,一派帝王气象,把我们的眼睛都看花了。 


那时伟成正担任十一大队的大队长。他手下有两个小队刚从美国受训回来,他那队飞行员颇受重视,职务也就格外繁忙。遇到紧要差使,常由他亲自率队出马。一个礼拜,倒有三四天,连他的背影儿我也见不着。每次出差,他总带着郭轸一起去。郭轸是他的得意门生,郭轸在四川灌县航校当学生的时候,伟成就常对我说:郭轸这个小伙子灵跳过人,将来必定大有出息。果然不出几年,郭轸便窜了上去,爬成小队长留美去了。 


郭轸是空军的遗族。他父亲是伟成的同学,老早摔了机,母亲也跟着病殁了。在航校的时候,逢年过节,我总叫他到我们家来吃餐团圆饭。伟成和我膝下无子,看着郭轸孤单,也常照顾他些。那时他还剃着青亮的头皮,穿了一身土黄布的学生装,举止虽然处处露着聪明,可是口角到底嫩稚,还是个未经世的后生娃仔。当他从美国回来,跑到我南京的家来,冲着我倏地敬个军礼,叫我一声师娘时,我着实吃他唬了一跳。郭轸全身都是美式凡立丁的空军制服,上身罩了一件翻领镶毛的皮夹克,腰身勒得紧峭,裤带上却系着一个Rav-Ban太阳眼镜盒儿。一顶崭新高耸的军帽帽沿正压在眉毛上;头发也蓄长了,渗黑油亮的发脚子紧贴在两鬓旁。才是一两年工夫,没料到郭轸竟出挑得英气勃勃了


“怎么了,小伙子?这次回来,该有些苗头了吧?”我笑着向他说道。 


“别的没什么,师娘,倒是在外国攒了几百块美金回来。”郭轸说道。 


“够讨老婆了!”我笑了起来。 


“是呀,师娘,正在找呢。”郭轸也朝着我龇了牙齿笑道。 


战后的南京,简直成了我们那些小飞行员的天下。无论走到哪里,街头巷尾,总碰到个把趾高气扬的小空军,手上挽了个衣着人时的小姐,潇潇洒洒,摇曳而过。谈恋爱——个个单身的飞行员都在谈恋爱。一个月我总收得到几张伟成学生送来的结婚喜帖。可是郭轸从美国回来了年把,却一直还没有他的喜讯。他也带过几位摩登小姐到我家来吃我做的豆瓣鲤鱼。事后我问起他,他总是摇摇头笑着说: 


“没有的事,师娘,玩玩罢了。” 


可是有一天,他却跑来告诉我:这次他认了真了。他爱上了一个在金陵女中念书叫朱青的女孩儿。 


“师娘,”他一股劲的对我说道,“你一定会喜欢她,我要带她来见你。师娘,我从来没想到会对一个女孩子这样认真过。” 


郭轸那个人的性格,我倒摸得着一二。心性极为高强,年纪轻,发迹早,不免有点自负。平常谈起来,他曾对我说,他必得要选中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孩儿,才肯结婚。他带来见我的那些小姐,个个容貌不凡,他都没有中意,我私度这个朱青大概是天仙一流的人物,才会使得郭轸如此动心。 


当我见到朱青的时候,却大大的出了意料之外。那天郭轸带她来见我,在我家吃午饭。原来朱青却是一个十八九岁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来做客还穿着一身半新旧直统子的蓝布长衫,襟上掖了一块白绸子手绢儿。头发也没有烫,抿得整整齐齐的垂在耳后。脚上穿了一双带绊的黑皮鞋,一双白色的短统袜子倒是干干净净的。我打量了她一下,发觉她的身段还未出挑得周全,略略扁平,面皮还泛着些青白。可是她的眉眼间却蕴着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见了我一径半低着头,腼腼腆腆,很有一股教人疼怜的怯态。一顿饭下来,我怎么逗她,她都不大答得上腔来,一味含糊的应着。倒是郭轸在一旁却着了忙,一忽儿替她拈菜,一忽儿替她斟茶,直怂着她跟我聊天。 


“她这个人就是这么别扭,”郭轸到了后来急躁的指着朱青说道,“她跟我还有话说,见了人却成了哑巴。师娘这儿又不是外人,也这么出不得众。” 


郭轸的话说得暴躁了些,朱青扭过头去,羞得满面通红。 


“算了,”我看着有点不过意,忙止住郭轸道,“朱小姐头一次来,自然有点拘泥,你不要去戳她。吃完饭还是你们两人去游玄武湖去罢,那儿的荷花开得正盛呢。” 


郭轸是骑了他那辆十分招摇的新摩托车来的。吃完饭,他们离开的时候,郭轸把朱青扶上了后车座,帮着她系上她那块黑丝头巾,然后跳上车,轻快的发动了火,向我得意洋洋的挥了挥手,倏地一下,便把朱青带走了。朱青偎在郭轸身后,头上那块丝中吹得高高扬起。看着郭轸对朱青那副笑容,我知道他这次果然认了真了。 


有一次,伟成回来,脸色沉得很难看,一进门便对我说道: 


“郭轸那小伙子越来越不像话!我倒没料到他竟是这样一个人” 


“怎么了?”我十分诧异,我从来没有听见伟成说过郭轸一句难听的话。 


“你还问得出呢!你不是知道他在追一个金陵女中的学生吗?我看他这个人谈恋爱谈昏了头!经常闯进人家学校里去,也不管人家在上课,就去引逗那个女学生出来。这还不算,他在练机的时候,竟然飞到金陵中的上空,在那儿打转子,惹得那些女学生都从课室里伸头出来看热闹。人家校长告到我们总部来了,成个什么体统?一个飞行员这么轻狂,我要重重的处罚他!” 


郭轸被记了过,革除了小队长的职务。当我见到郭轸时,他却对我解说道: 


“师娘,不是我故意犯规,惹老师生气,是朱青把我的心拿走了。真的,师娘,我在天上飞,我的心都在地上跟着她呢。朱青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女孩,就是有点怕生,不大会交际罢了。现在学校把她开除了,她老子娘从重庆打电报来逼她回去。她死也不肯,和他们也闹翻了。她说她这一辈子跟定了我,现在她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客栈里还没有着落呢。” 


“傻子,”我摇头叹道,没想到聪明人谈起恋爱来,也会变得这般糊涂,“既是这么痴,两人结婚算了。” 


“师娘,我就是要来和你商量这件事,要请你和老师做我们的主婚人呢。”郭轸满面光彩对我说道。 


郭轸和朱青结婚以后,也住在我们仁爱东村里。郭轸有两个礼拜的婚假,本来他和朱青打算到杭州去度蜜月的,可是还没有去成,猛然间国内的战事便爆发了。伟成他们那个大队被调到东北去。临走的那天早上,才蒙蒙亮,郭轸便钻进我的厨房里来,我正在升火替伟成煮泡饭。郭轸披着件军外套,头发蓬乱,两眼全是红丝,胡须也没剃,一把攥住我手,嗓子嘎哑,对我说道: 


“师娘,这次无论如何要拜托你老人家了——” 


“晓得了,”我打断他的话道,“你不在,自然是我来照顾你老婆啦。” 


“师娘——”郭轸还在唠叨,“朱青还不大懂事,我们空军里的许多规矩,她不甚明了,你要当她自己人,多多教导她才好。” 


“是了,”我笑道,“你师娘跟着你老师在空军里混了这十来年,什么还没见过?不知多少人从我这里学了乖去呢。朱青又不笨,你等我来慢慢开导她。” 


伟成和郭轸他们离去后,我收拾了一下屋子便走到朱青家去探望她。公家配给郭轸他们的宿舍是一幢小巧的木板平房。他们搬进去以前,郭轸特别找人粉刷油漆过一轮,挂上些新的门帘窗幔,相当起眼。我进到他们的房子里,看见客厅里还是新房般的打扮。桌子椅子上堆满了红红绿绿的贺礼,有些包裹尚未拆封。桌子跟下却围着一转花篮,那些玫瑰剑兰的花苞儿开得十分新鲜,连凤尾草也是碧绿的。墙上那些喜幛也没有收去,郭轸同学送给他的一块乌木烫金的喜匾却悬在厅的中央,写着“白头偕老”。 


朱青在她房里,我走进去她也没有听见。她歪倒在床上,脸埋在被窝里,抽抽搭搭的哭泣着。她身上仍旧穿着新婚的艳色丝旗袍,新烫的头发揉乱了,发尾子枝桠般生硬的张着。一床绣满五彩鸳鸯的丝被面被她搓得全是皱纹。在她脸旁被面上,却浸着一块碗大的湿印子。她听见我的脚步惊坐了起来,只叫出一声“师娘”,便只有哽咽的份儿了。朱青满面青黄,眼睛肿得眯了起来,看着愈加瘦弱了。我走过去替她抿了一下头发,绞了一把热手巾递给她。朱青接过手中,把脸捂住,重新又哭泣起来。房子外头不断的还有大卡车和吉普车在拖拉行李,铁链铁条撞击的声音,非常刺耳,村子里的人正陆续启程上任,时而女人尖叫,时而小孩啼哭,显得十分惶乱。我等朱青哭过了,才拍拍她的肩膀说道: 


“头一次,乍然分离,总是这样的——今晚不要开伙,到我那儿吃夜饭,给我做个伴儿。” 


伟成和郭轸他们一去便了无踪迹。忽而听见他们调到华北,忽而又来信飞到华中去了,几个月来一次也没回过家。这个期间,朱青常常和我在一起。有时我教她做菜,有时我教她织毛衣,也有时我却教她玩几张麻将牌。 


“这个玩意儿是万灵药,”我对她笑着说道,“有心事,坐上桌子,红中白板一混,什么都忘了。” 


朱青结婚后,放得开多了,可是仍旧腼腆怯生,除掉我这儿,村子里别家她一概没有来往。村子里那些人的身世我都知晓,渐渐儿的,我也拣了一些告诉她听,让她熟悉一下我们村里那些人的生活。 


“你别错看了这些人,”我对她说,“她们背后都经过了一番历练的呢。像你后头那个周太太吧,她已经嫁了四次了。她现在这个丈夫和她前头那三个原来都是一个小队里的人。一个死了托一个,这么轮下来的。她那些丈夫原先又都是好朋友,对她也算周到了。还有你对过那个徐太太,她先生原是她小叔,徐家两兄弟都是十三大队里的。哥哥殁了,弟弟顶替。原有的几个孩子,又是叔叔又是爸爸,好久还叫不清楚呢。” 


“可是她们看着还有说有笑的。”朱青望着我满面疑惑。 


“我的姑娘,”我笑道,“不笑难道叫她们哭不成?要哭,也不等到现在了。” 
郭轸离开后,朱青一步远门也不肯出,天天守在村子里。有时我们大伙儿上夫子庙去听那些姑娘们清唱,朱青也不肯跟我们去。她说她怕错过总部打电话传来郭轸的消息,一天夜里,总部带信来说,伟成那一队经过上海,有一天多好停留,可能赶到南京来。朱青一早便跳出跳进,忙着出去买了满满两篮子菜回来。下午我经过她门口,看见她穿了一身蓝布衣裤,头上系了一块旧头巾,站在凳子上洗窗户。她人又矮小,踮起脚还够不着,手里却揪住一块大抹布挥来挥去,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了似的。


“朱青,那上头的灰尘,郭轸看不见的。”我笑着叫道。 


朱青回头看见我,红了脸,讪讪的说道: 


“不知怎的,才几个月,这问房子便旧了,洗也洗不干净。” 


傍晚的时分,朱青过来邀了我一块儿到村口搁军用电话的那间门房里去等候消息。总部那边的人答应六七点钟给我们打电话通消息。朱青梳洗过了,换上一件杏黄色的薄绸长衫,头上还络了一根苹果绿的丝带,嘴上也抹了一些口红,看着十分清新可喜。起初朱青还非常开心,跟我有说有笑,到了六点多钟的光景,她便渐渐紧张起来了,脸也绷了,声也噤了,她一边织着毛线却不时的抬头去看桌上那架电话机。我们左等右等,直到九点多钟,电话铃才响了起来。朱青倏地跳起来,怀里的绒线球滚到一地,急忙向电话奔去,可是到了桌子边却回过头来向着我声音颤抖的说道: 


“师娘——电话来了。” 


我去接过电话,总部里的人说,伟成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两小时,下午五点钟已经起飞到苏北去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朱青,朱青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她呆站着,半晌没有出声,脸上的肌肉却微微的在抽搐。 


“我们回去吧。”我向她说道。 


我们走回村子里,朱青一直默默跟在我后面,走到我家门口时,我对她说: 


“莫难过了,他们的事情很没准的。” 


朱青扭过头去,用袖子去擂眼睛,嗓子哽咽得很厉害。 


“别的没有什么,只是今天又空等了一天——” 


我把她的肩膀搂过来说道: 


“朱青,师娘有几句话想跟你讲,不知你要不要听。飞将军的太太,不容易当。廿四小时,那颗心都挂在天上,哪怕你眼睛朝天望出血来,那天上的人未必知晓。他们就像那些铁鸟儿,忽而飞到东,忽而飞到西,你抓也抓不住。你嫁进了我们这个村子里,朱青,莫怪我讲句老实话,你就得狠起心肠来,才担得住日后的风险呢。” 


朱青泪眼模糊的瞅着我,似懂非懂的点着头儿。我扳起她的下巴颏,笑着叹道: 
“回去吧,今夜早点上床。”


民国三十七年的冬天,我们这边的战事已经处处失利了,北边一天天吃紧的当儿,我们东村里好几家人都遭了凶讯。有些眷属天天到庙里去求神拜菩萨,算命的算命,摸骨的摸骨。我向来不信这些神神鬼鬼,伟成久不来信,我便邀隔壁邻舍来成桌牌局,熬个通宵,定定神儿。有一晚,我跟几个邻居正在斗牌儿,住在朱青对门的那个徐太太跑来一把将我拖了出去,上气不接下气的告诉我说总部刚来通知,郭轸在徐州出了事,飞机和人都跌得粉碎。我赶到朱青那儿,里面已经黑压压挤满了一屋子的人。朱青歪倒在一张靠椅上,左右一边一个女人揪住她的膀子,把她紧紧按住,她的头上扎了一条白毛巾,毛巾上红殷殷的沁着巴掌大一块血迹。我一进去,里面的人便七嘴八舌告诉我:朱青刚才一得到消息,便抱了郭轸一套制服,往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嚎哭,口口声声要去找郭轸。有人拦她,她便乱踢乱打,刚跑出村口,便一头撞在一根铁电线杆上,额头上碰了一个大洞,刚才抬回来,连声音都没有了。 


我走到朱青跟前,从别人手里接过一碗姜汤,用铜羹匙撬开朱青的牙关,扎实的灌了她几口。她的一张脸像是划破了的鱼肚皮,一块白,一块红,血汗斑斑。她的眼睛睁得老大,目光却是散涣的。她没有哭泣,可是两片发青的嘴唇却一直开合着,喉头不断发出一阵阵尖细的声音,好像一只瞎耗子被人踩得发出吱吱的惨叫来一般。我把那碗姜汤灌完了,她才渐渐的收住目光,有了几分知觉。 


朱青在床上病了许久。我把她挪到我屋子里。日夜守住她,有时连我打牌的时候,也把她放在跟前。我怕走了眼,她又去寻短见。朱青整天睡在床上。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每天都由我强灌她一点汤水。几个礼拜,朱青便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面皮死灰,眼睛凹成了两个大窟窿。有一天我喂完她,便坐在她床沿上,对她说道:


“朱青,若说你是为了郭轸,你就不该这般作践自己。就是郭轸在地下,知道了也不能心安哪。” 


朱青听了我的话,突然颤巍巍的挣扎着坐了起来,朝我点了两下头,冷笑道:


“他知道什么?他跌得粉身碎骨哪里还有知觉?他倒好,轰地一下便没了——我也死了,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 


朱青说着,面上似哭似笑的扭曲起来,非常难看。 


守了朱青个把月,自己都差不多累倒了。幸而她老子娘却从重庆赶了来。她老子看见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她娘却狠狠的啐了一口: 


“该呀!该呀!我要她莫嫁空军,不听话,落得这种下场!” 


说着便把朱青蓬头垢面的从床上扛下来,用板车连铺盖一齐拖走了。朱青才走几天,我们也开始逃难,离开了南京。 






来到台北这些年,我一直都住在长春路,我们这个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里面的人四面八方迁来的都有,以前我认识的那些都不知分散到哪里去了。幸好这些年来,日子太平,容易打发,而我们空军里的康乐活动,却并不输于在南京时那么频繁,今天平剧。明天舞蹈,逢着节目新鲜,我也常去那些晚会去凑个热闹。 


有一年新年,空军新生社举行游艺晚会。有人说历年来就算这次最具规模。有人送来两张门票,我便带了隔壁李家念中学那个女儿一同去参加。我们到了新生社的时候,晚会已经开始好一会儿了。有些人挤做一堆在抢着摸彩,可是新生厅里却是音乐悠扬跳舞开始了。整个新生社塞得寸步难移,男男女女,大半是年轻人,大家嘻嘻哈哈的,热闹得了不得。厅里飘满了红红绿绿的气球,有几个穿了蓝色制服的小空军,拿了烟头烧得那些气球砰砰嘭嘭乱炸一顿,于是一些女人便趁势尖叫起来。夹在那些混叫混闹的小伙子中间,我的头都发了晕,好不容易才和李家女儿挤进了新生厅里,我们倚在一根厅柱旁边,观看那些人跳舞。那晚他们弄来空军里一个大乐队,总有二十来人。乐队的歌手也不少,一个个上来,衣履风流,唱了几个流行歌,却下到舞池和她们相识的跳舞去了。正当乐队里那些人敲打得十分卖劲的当儿,有一个衣着分外妖烧的女人走了上来,她一站上去,底下便是一阵轰雷般的喝彩,她的风头好像又比众人不同一些。那个女人站在台上,笑吟吟地没有半点儿羞态,不慌不忙把麦克风调了一下,回头向乐队一示意,便唱了起来。 


“秦婆婆,这首歌是什么名字?”李家女儿问道,她对流行歌还没我在行。我的收音机,一向早上开了,睡觉才关的。 


“《东山一把青》。”我答道。 


这首歌,我熟得很,收音机里常收得到白光灌的唱片,倒是难为那个女人却也唱得出白光那股懒洋洋的浪荡劲儿。她一只手拈住麦克风,一只手却一径满不在乎的挑弄她那一头蓬得像只大鸟窝似的头发。她翘起下巴颏儿,一字一句,清清楚楚的唱着: 


   
  东山哪,一把青。 
  西山哪,一把青。 
  郎有心来姐有心, 
  郎呀,咱俩儿好成亲哪—— 

  她的身子微微倾向后面,晃过来,晃过去,然后突地一股劲儿,好像从心窝里迸了出来似的唱道: 
   
  嗳呀嗳嗳呀, 
  郎呀,咱俩儿好成亲哪—— 

  唱到过门的当儿,她便放下麦克风,走过去从一个乐师手里拿过一双铁锤般的敲打器,吱吱嚓嚓的敲打起来,一面却在台上踏着伦巴舞步,颠颠倒倒,扭得颇为孟浪。她穿了一身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一双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一扭,全身的金锁片便闪闪发光起来。一曲唱完,下面喝彩声,足有半刻时辰,于是她又随意唱了一个才走下台来,即刻便有一群小空军迎上去把她拥走了。我还想站着听几个歌,李家女儿却吵着要到另外一个厅去摸彩去。正当我们挤出人堆离开舞池的当儿,突然有人在我身后抓住了我的膀子叫了一声: 


“师娘!” 


我一回头,看见叫我的人,赫然是刚才在台上唱“东山一把草”的那个女人。来到台北后,没有人再叫我“师娘”了,个个都叫我秦老太,许久没有听到这个称呼,蓦然间,异常耳生。 


“师娘,我是朱青。”那个女人笑吟吟的望着我说道。 


我朝她上下打量了半天,还没来得及回话,一群小空军便跑来,吵嚷着要把她挟去跳舞。她把他们摔开,凑到我耳根下说道: 


“你把地址给我,师娘,过两天我接你到我家去打牌,现在我的牌张也练高了。” 


她转身时又笑吟吟的悄声对我说道: 


“师娘,刚才我也是老半天才把你老人家认出来呢。” 


从前看京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便急白了头发,那时我只道戏里那样做罢了,人的模样儿哪里就变得那么厉害。那晚回家,洗脸的当儿,往镜子里一端详,才猛然发觉原来自己也洒了一头霜,难怪连朱青也认不出我来了。从前逃难的时候,只顾逃命,什么事都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黑天白日。我们撤退到海南岛的时候,伟成便病殁了。可笑他在天上飞了一辈子,没有出事,坐在船上,却硬生生的病故了。他染了痢疾,船上害病的人多,不够药,我看着他屙痢屙得脸发了黑。他一断气,船上水手便把他用麻包袋套起来,和其他几个病死的人,一齐丢到了海里去,我只听得“嘭”一下,人便没了。打我嫁给伟成那天起,我心里已经盘算好以后怎样去收他的尸骨了。我早知道像伟成他们那种人,是活不过我的。倒是没料到末了连他尸骨也没收着。来到台湾,天天忙着过活,大陆上的事情,竟逐渐淡忘了。老实说,要不是在新生社又碰见朱青,我是不会想起她来了的。 


过了两天,朱青果然差了一辆计程车带张条子来接我去吃晚饭。原来朱青就住在信义路四段,另外一个空军眷属区里。那晚她还有其他的客人,是三个空军小伙子,大概周未从桃园基地来台北度假的,他们也顺着朱青乱叫我师娘起来,朱青指着一个白白胖胖,像个面包似的矮子向我说道: 


“这是刘骚包,师娘,回头你瞧他打牌时,那副狂骨头的样儿就知道了。” 


那个姓刘的便凑到朱青跟前嬉皮笑脸的嚷道: 


“大姐,难道今天我又撞着你什么了?到现在还没有半句好话呢。” 


朱青只管吃吃的笑着,也不去理他,又指着另外一个瘦黑瘦黑的男人说道: 


“他是开小儿科医院的,师娘只管叫他王小儿科就对了。他和我们打了这么久的麻将,就没和出一副体面的牌来。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鸡和大王。” 


那个姓王的笑歪了嘴,说道: 


“大姐的话先别说绝了,回头上了桌子,我和老刘上下手把大姐夹起来,看大姐再赌厉害。” 


朱青把面一扬,冷笑道: 


“别说你们这对宝器,再换两个厉害的来,我一样有本事教你们输得当了裤子才准离开这儿呢。” 


朱青穿了一身布袋装,肩上披着件红毛衣,袖管子甩荡甩荡的,两筒膀子却露在外面。她的腰身竟变得异常丰圆起来,皮色也细致多了,脸上画得十分入时,本来生就一双水盈盈的眼睛,此刻顾盼间,露着许多风情似的。接着朱青又替我介绍了一个二十来岁叫小顾的年轻男人。小顾长得比先头那两个体面得多,茁壮的身材,浓眉高鼻,人也厚实,不像那两个那么嘴滑。朱青在招呼客人的时候,小顾一径跟在她身后,替她搬挪桌椅,听她指挥,做些重事。 


不一会,我们入了席,朱青便端上了头一道菜来,是一盆清蒸全鸡,一个琥珀色的大瓷碗里盛着热气腾腾的一只大肥母鸡,朱青一放下碗,那个姓刘的便跳起来走到小顾身后,直推着他嚷道: 


“小顾,快点多吃些,你们大姐炖鸡来补你了。”


说着他便跟那个姓王的笑得发出了怪声来。小顾也跟着笑了起来,脸上却十分尴尬。朱青抓起了茶几上一顶船形军帽,迎着姓刘的兜头便打,姓刘的便抱了头绕着桌子窜逃起来。那个姓王的拿起羹匙舀了一瓢鸡汤送到口里,然后舐唇咂嘴的叹道: 


“小顾来了,到底不同,大姐的鸡汤都炖得下了蜜糖似的。” 


朱青丢了帽子,笑得弯了腰,向那姓刘的和姓王的指点了一顿,咬着牙齿恨道: 


“两个小挨刀的,诓了大姐的鸡汤,居然还吃起大姐的豆腐来!” 


“大姐的豆腐自然是留给我们吃的了。”姓刘的和姓王的齐声笑道。


“今天要不是师娘在这里,我就要说出好话来了,”朱青走到我身边,一只手扶在我肩上笑着说道,“师娘,你老人家莫见怪。我原是召了这群小弟弟来侍候你老人家八圈的,哪晓得几个小鬼头平日被我惯坏了,嘴里没上没下混说起来。”


朱青用手戳了一下那个姓刘的额头,说道: 


“就是你这个骚包最讨人嫌!” 


说着便走进厨房里去了。小顾也跟了进去帮朱青端菜出来。那餐饭我们吃了多久,姓刘的和姓王的便和朱青说了多久的风话。 


自那次以后,隔一两个礼拜,朱青总要来接我到她家去一趟。可是见了她那些回数,过去的事情,她却一句也没有提过。我们见了面总是忙着搓麻将。朱青告诉我说,小顾什么都不爱,惟独喜爱这几张。他一放了假,从桃园到台北来,朱青就四处去替他兜搭子,常常连她巷子口那家杂货店一品香老板娘也拉了来凑脚。小顾和我们打牌的当儿,朱青便不入局,她总端张椅子,挨着小顾身后坐下,替小顾点张子。她跷着脚,手肘子搭在小顾肩上,嘴里却不停的哼着歌儿,又是什么《叹十声》,又是什么《怕黄昏》,唱出各式各样的名堂来。有时我们打多久的牌,朱青便在旁边哼多久的歌儿。


“你几时学得这么会唱歌了,朱青?”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道,我记起她以前讲话时,声音都怕抬高些的。 


“还不是刚来台湾找不到事,在空军康乐队里混了这么些年学会的。”朱青笑着答道。 


“秦老太,你还不知道呀,”一品香老板娘笑道,“我们这里都管朱小姐叫‘赛白光’呢。” 


“老板娘又拿我来开胃了,”朱青说道,“快点用心打牌吧,回头输脱了底,又该你来闹着熬通宵了。” 


遇见朱青才是三四个月的光景,有一天,我在信义路东门市场买卤味,碰见一品香的老板娘在那儿办货,她一见了我就一把抓住我的膀子叫道: 


“秦老太,你听见没有?朱小姐那个小顾上礼拜六出了事啦!他们说就在桃园的飞机场上,才起飞几分钟,就掉了下来。” 


“我并不知道呀。”我说。 


一品香老板娘叫了一辆三轮车便和我一同往朱青家去看她去。一路上一品香老板娘自说自话叨登了半天: 


“这是怎么说呢?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就没了。那个小顾呀,在朱小姐家里出入怕总有两年多了。初时朱小姐说小顾是她干弟弟,可是两个人那么眉来眼去,看着又不像。我们巷子里的人都说朱小姐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谁能怪她呀?像小顾那种性格的男人,对朱小姐真是百依百顺,到哪儿去找?我替朱小姐难过!” 


我们到了朱青家,按了半天铃,没有人来开门,不一会儿,却听见朱青隔着窗子向我们叫道: 


“师娘,老板娘,你们进来呀,门没有闩上呢。” 


我们推开门,走上她客厅里,却看见原来朱青正坐在窗台上,穿了一身粉红色的绸睡衣,捞起了裤管跷起脚,在脚趾甲上涂寇丹,一头的发卷子也没有卸下来。她见了我们抬起头笑道: 


“我早就看见你们两个了,指甲油没干,不好穿鞋子走出去开门,叫你们好等——你们来得正好,晌午我才炖了一大锅糖醋蹄子,正愁没人来吃。回头对门余奶奶来还毛线针,我们四个人正好凑一桌麻将。” 


正说着余奶奶便走了进来。朱青慌忙从窗台上跳了下来,收了指甲油,对一品香老板娘说道: 


“老板娘,烦你替我摆摆桌子,我进去厨房端菜来。今天都是太太们,手脚快,吃完饭起码还有二十四圈好搓。” 


朱青进去厨房,我也跟了进去帮个忙儿。朱青把锅里的糖醋蹄子倒了出来,又架上锅头炒了一味豆腐。我站在她身旁端着盘子等着替她盛菜。 


“小顾出了事,师娘该听到了?”朱青一边炒菜,头也没有回,便对我说道。


“刚才一品香老板娘告诉我了。”我说。


“小顾这里没有亲人。他的后事由我和他几个同学料理清楚了。昨天下午,我才把他的骨灰运到碧潭公墓下了葬。” 


我站在朱青身后,瞅着她,没有说话,朱青脸上没有施脂粉,可是看着还是异样的年轻朗爽,全不像个三十来岁的妇人,大概她的双颊丰腴了,肌肤也紧滑了,岁月在她的脸上好像刻不下痕迹来了似的。我觉得虽然我比朱青还大了一大把年纪,可是我已经找不出什么话来可以开导她的了。朱青利落的把豆腐两翻便起了锅,然后舀了一瓢,送到我嘴里,笑着说道: 


“师娘尝尝我的‘麻婆豆婆’,可够味了没有?” 


我们吃过饭,朱青便摆下麻将桌子,把她待客用的那副苏州竹子牌拿了出来。我们一坐下去,头一盘,朱青便撂下一副大三元来。 


“朱小姐,”一品香老板娘嚷道,“你的运气这样好,该去买‘爱国奖券’了!” 


“你们且试着吧,”朱青笑道,“今天我的风头又要来了。” 


八圈上头,便成了三归一的局面,朱青面前的筹码堆到鼻尖上去了。朱青不停的笑声,嘴里翻来滚去哼着她常爱唱的那首《东山一把青》。隔不了一会儿,她便哼出两句: 
   
    嗳呀嗳嗳呀, 
    郎呀,采花儿要趁早哪——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美文日赏:




文  张嘉佳


管春是我认识的最伟大的路痴。


他开一个小小的酒吧,但房子是在南京房价很低的时候买的,没有租金所以经营起来压力不大。


他和女朋友毛毛两人经常吵架,有次劝架兼蹭饭,我跟他俩在一家餐厅吃饭。两人怒目相对,我埋头苦吃,管春一摔筷子,气冲冲去上厕所,半小时都没动静。毛毛打电话,可他手机就搁在饭桌,去厕所找也不见人。


毛毛咬牙切齿,认为这狗逼逃跑了。结果他满头大汗从餐厅大门奔进来,大家惊呆了,他小声说,上完厕所想了会吵架用词,想好以后一股劲往回跑,不知道怎么穿越走廊就到了新华书店,人家指路他又走到了正洪街广场。最后想了招狠的,索性打车。司机一路开又没听说过这家饭馆,描绘半天已经开到了鼓楼,只好再换辆车,才找回来的。


在新街口吃饭,上个厕所迷路迷到鼓楼。


毛毛气得笑了。





他们经常吵架的原因是,酒吧生意不好,毛毛觉得不如索性转手,买个房子准备结婚。管春认为酒吧生意再不好,可属于自己的心血,不乐意卖。


当时我大四,他们吵的东西跟我太遥远,插不进嘴。


吵着吵着,两人在2003年分手。毛毛找了个家具商,常州人。这是我知道的所有讯息。


而管春依旧守着那家小小的酒吧。


管春说,这婊子,亏我还跟她聊过结婚的事情。这婊子,留了堆破烂走了。这婊子,走了反而干净。这婊子,走的时候掉了几颗眼泪还算有良心。


我说,婊子太难听了。


管春沉默一会说,这泼妇。说完就哭了,说,老子真想这泼妇啊。


 


我那年刚毕业,每天都在他那里喝到支离破碎。有一天深夜,我喝高了,他没沾一滴酒,搀扶着我进他的二手派力奥,说到他家陪我喝。早上醒来,车子停在国道边的草丛,迎面是块石碑,写着安徽界。


我大惊失色,酒意全无,劈头问他什么情况。管春揉揉眼睛说,上错高架口了。我说,那你下来呀。他羞涩地说,我下来了,又下错高架口了。


我刹那觉得脑海一片空白。


管春说,我怎么老是找不到路?


我努力平静,说,没关系。


管春说,我想通了,我自己找不到路,但是毛毛找到了。她告诉我,以前是爱我的,可爱情会改变,她现在爱那个老男人。我一直愤怒,这不就是变心吗,怎么还理直气壮的?现在我想通了,变心这种事情,我跟她都不能控制。就算我大喊,你他妈不准变心!她就不变心了吗?我操变心他大爷!


我说,你没发现迹象?有迹象的时候,就得缝缝补补的。


管春摇摇头,突然暴跳:缝蛋蛋!都过去了,我们还聊这个干吗?总之虽然我想通了,但别让我碰到这婊……这泼妇!


我心想这不是你开的头么!发了会呆,我问,你身上多少钱?他回答四千。我数数自己有三千多,兴致勃勃地说,我有条妙计,要不咱们就一路开下去吧,碰到路口就扔硬币,正面往左,反面往右,没心情扔就继续直走。


一天天的,毫无目标。磕磕碰碰大呼小叫,忽然寂静,忽然喧嚣,忽而在小镇啃烧鸡,忽而在城里泡酒吧,艰难地穿越江西,拐回浙江,斜斜插进福建。路经风光无限的油菜田,倚山而建的村庄,两边都是水泊的窄窄田道,没有一盏路灯月光打碎树影的土路,很多次碰见此路不通的木牌。


 


快到龙岩车子抛锚,引擎盖里隐约冒黑烟,搞得我俩不敢点火。管春叹口气,说,正好没钱了,这车也该寿终正寝,找个汽修厂能卖多少是多少,然后我们买火车票回南京。


最后卖了一千多块。拖走前,管春打开后备箱,呆呆地说,你看。我一看,是毛毛留下的一切物件。相册。明信片。茶杯。毛毯。甚至还有牙刷。


砰的一声,管春重重盖上后备箱,说:“拖走吧,爷从此不想看到她。就算相见,如无意外,也是一耳光。”


我迟疑地说,这些都不要了?


管春丢给我一张明信片,说,我和毛毛认识的时候,她在上海读大学。毛毛很喜欢你写的一段话,抄在明信片上寄给我,说这是她对我的要求。鸡巴要求,我没做到,还给你。


我随手塞进背包。


拖车拖着一辆废弃的派力奥,和满载的记忆走了。


管春在烟尘飞舞的国道边,呆了许久。


我在想,他是不是故意载着一车回忆,开到能抵达的最远的地方,然后将它们全部放弃?


 


回南京,管春拼命打理,酒吧生意开始红火,不用周末,每天也都是满客。攒一年钱重买了辆帕萨特,酒吧生意已经非常固定,就由他妹妹打理,自己没事带着狐朋狗友兜风。


夏夜山顶,一起玩儿的朋友说,毛毛完蛋了。我瞄瞄管春,他面无表情,就壮胆问详情。朋友说,毛毛的老公在河南买地做项目,碰到骗子,没有土地证,千万投资估计打水漂,到处托人摆平这事。


过段时间,我零星了解到,毛毛的老公破产,银行开始拍卖房子。


管春冷笑,活该。


 


有天我们经过那家公寓楼,管春一脚急刹车,指着前头一辆缓缓靠边的切诺基说:瞧,泼妇老公的车子,大概要被法院牵走了。


切诺基停好,毛毛下车,很慢很慢地走开。我似乎能听见她抽泣的声音。


管春扭头说,安全带。


我下意识扣好,管春嘿嘿一笑,怒吼一声,我操变心他大爷!


接着一脚油门,往切诺基撞了上去。


两人没事,气囊弹到脸上,砸得我眼镜不知道飞哪去了。我心中一个声音在疯狂咆哮:这狗逼!这狗逼!这狗逼!老子要是死了一定到你酒吧里去闹鬼!


行人纷纷围上。我能看到几十米开外毛毛吓白的脸,和一米内管春狰狞的脸。


 


图一时痛快,管春只好卖酒吧。整一百万,七十五万赔给毛毛。他带着剩下的二十多万,和几个搞音乐的朋友去各个城市开小型演唱会,据说都是当地文艺范儿的酒吧,开一场赔五千。


看到这种倾家荡产的节奏,我由衷赞叹,真牛逼啊。


我也离开南京,在北京上海各地晃悠。他的手机永远打不通,上QQ时,看见这货偶尔在,只是简单聊几句。


我心里一直有疑问,终于憋不住问他,你撞车就图个爽吗?


管春发个装酷的表情,然后说,她那车我知道,估计只能卖三十多万。


我说,你赔她七十五万,是不是让她好歹能留点钱自己过日子?


管春没立即回复,又发个装酷的表情,半天后说,可能吧,反正老子撞得很爽。


说完这孙子就下线了,留个灰色的头像。


我突发奇想,从破破烂烂的背包里翻出那张明信片,上面写着: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这山间清晨一般明亮清爽的人,如奔赴古城道路上阳光一般的人,温暖而不炙热,覆盖我所有肌肤。由起点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很简单。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贯彻未来,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我看着窗外的北京,下雪了。


 


混不下去,我两年后回南京。没一个月,大概钱花光光,管春也回了,暂时住我租的破屋子。两人看几天电视剧,突发奇想去那家酒吧看看。


走进酒吧,基本没客人,就一个姑娘在吧台里熟练地擦酒杯。


管春猛地停下脚步。我仔细看看,原来那个姑娘是毛毛。


毛毛抬头,微笑着说:怎么有空来?


管春转身就走,被我拉住。


毛毛说:你撞我车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分手了。他不肯跟我领结婚证,至于为什么,我都不想问原因。分手后,他给我一辆开了几年的切诺基,我用你赔给我的钱,跟爸妈借了他们要替我买房子的钱,重新把这家酒吧买回来了。


毛毛说:买回来也一年啦,就是没客人了。


管春嘴巴一直无声地开开合合,从他嘴型看,我能认出是三个字在重复:这泼妇……


 


毛毛放下杯子,眼泪掉下来,说,我不会做生意,你可不可以娶我?


管春背对毛毛,身体僵硬,我害怕他冲过去打毛毛耳光,紧紧抓住他。


管春点了点头。


这是我见过最隆重的点头。一公分一公分下去,一公分一公分上来,再一公分一公分下去,缓慢而坚定。


 


管春转过身,满脸是泪,说:毛毛,你是不是过得很辛苦?我可不可以娶你?


 


我知道旁人会无法理解。其实一段爱情,是不需要别人理解的。


我爱你是三个字,三个字组成最复杂的一句话。


有些人藏在心里,有些人脱口而出。也许有人曾静静看着你:可不可以等等我,等我幡然醒悟,等我明辨是非,等我说服自己,等我爬出悬崖,等我缝好胸腔来看你。


可是全世界没有人在等。是这样的,一等,雨水将落满单行道,找不到正确的路标。一等,生命将写满错别字,看不见华美的封面。


全世界都不知道谁在等谁。


而管春在等毛毛。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这世界有人的爱情如山间清爽的风,有人的爱情如古城温暖的阳光。但没关系,最后是你就好。


由起点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很简单。所以管春点点头。


 


那,总会有人对你点点头,贯彻未来,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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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心

美文日赏:




文  三毛


去年春天,我在美国西雅图附近上学,听说住在台湾的父母去泰国旅行,这一急,赶快拨了长途电话。

   泰国其实全家人都去过,因为它的异国风情太美,总有人一有机会就去走一趟。我的父母也不是第一次去,可是他们那一回要去的是清迈。

   照片中的项圈在台北就有得买,只是价格贵了很多。看了几次都没舍得买,倒是齐豫,唱《回声》的她,在台湾南部一同旅行时,很慷慨的借了好几次给我挂。那是前年,赴美之前的事情了。

   听说妈妈要去清迈,那儿正好是这种项圈出产的地方,当然急着请求她一定要为我买回来,而且要多买几副好放着送人。




   长途电话中,做女儿的细细解释项圈的式样,做母亲的努力想象,讲了好久好久,妈妈说她大概懂了。

   启程之前,母亲为着这个托付,又打了长途电话来,这一回由她形容,我修正,一个电话又讲了好久好久。等到父母由泰国回来了时,我又打电话去问买了没有,妈妈说买了三副,很好看又便宜,比台北价格便宜了十八倍以上,言下十分得意,接着她又形容了一遍,果然是我要的那种。

   没过几天,不放心,又打电话去告诉妈妈:这三副项圈最好藏起来,不要给家中其他的女人看到抢走了。妈妈一听很紧张,立即保证一定密藏起来,等我六月回来时再看。

   过了一阵,母亲节到了,我寄了一张卡片送给伟大的母亲,又等待在当天,打电话去祝福、感谢我的好妈妈。正想着呢,台湾那边的电话却来了,我叫喊:“母亲节快乐!”那边的声音好似做错了事情一样,说:“妹妹,项圈被姆妈藏得太好了,现在怎么找都找不到,人老了,容易忘记,反正无论如何是找不到了——。”

   我一急,也不知体谅人,就在电话里说:“你是个最伟大的妈妈,记性差些也不要紧,可是如果你找得出那些项圈来,一定更有成就感,快快去想呀——。”

   那几天,为了这三副项圈,彼此又打了好几回电话,直到有一天清晨,母亲喜出望外的电话惊醒了我,说:找到了。“好,那你再去小心藏起来,不要给别人抢去,下个月就回来了。”我跟母亲说。

   等我回到台湾来时,放下行李,立刻向母亲喊:“来看,拿出来给看看,我的项圈——。”

   听见我讨东西,母亲轻叫一声,很紧张的往她卧室走,口中自言自语:“完了!完了!又忘了这一回藏在什么地方。”父亲看着这一场家庭喜剧,笑着说:“本来是很便宜就买来的东西,给你们两个长途电话打来打去,价格当然跟着乱涨,现在算算,这个电话费,在台北可以买上十个了。”说时,妈妈抱着一个椅垫套出来,笑得像小孩子一样,掏出来三副碰得叮叮响的东西。

   我立即把其中的一副寄了去美国,给了我的以色列朋友阿雅拉,另外两副恰好存下来拍照片。

   上两个月吧,新象艺术中心又叫人去开会,再三商讨歌舞剧《棋王》的剧本。我穿了一件大毛衣,挂上这条项圈,把另一个放在大信封里。

   当我见到担任《棋王》歌舞编排的茀劳伦斯·华伦时,我把信封递上去吓她,果然给了这位美丽的女子好一个惊喜。当她上来亲吻我道谢时,我将外套一拉,露出自己戴着的一条,笑喊着:“我们两个一样的。”

   茀劳伦斯指着我的大毛衣笑说:“你看你自己,好不好玩?”

   一看自己,毛衣上织着——“堪萨斯城·美国”几个大字。那条清迈的项圈安安稳稳的贴在圆领衣服上,下面的牛仔裤买自士林,长筒靴来处是西班牙,那个大皮包——哥斯达黎加,那件大外套,巴黎的。一场世界大拼盘,也可以说,它们交织得那么和谐又安然,这就是个我吧。

   只留了一条下面铸成心形的项圈给自己,那是妈妈给的心,只能是属于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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